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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素来有“国家根据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特点给予特殊、优先保护”的规定，而且我国现行《刑法》第236条第1款也规定：“奸淫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的，以强奸论，从重处罚”。这里所说的“奸淫”，依笔者个见，可以理解成是“无论何时何地或出于何种原因与幼女发生性关系”，都应“以强奸论，从重处罚”。但我国现行《刑法》第三百六十条对于“嫖宿幼女罪”又有规定：“嫖宿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抛开《刑法》第236条第1款和第360条是否存在矛盾不说，即便是根据卢玉敏付了嫖资（付给牟某等人）而将其定性为“嫖宿幼女罪”，那也是将其处以“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和并处罚金”的处罚，怎么可能出现“拘留15日和罚款5000元”的处罚结果呢？最有讽刺意味的是对卢玉敏所处的罚款甚至比他本人所花费的“嫖资”还少一千元！对此，社会各界人士纷纷表示难以理解。
根据宜宾有关方面的说法，是最高人民法院在2003年1月下达过《关于行为人不明知是不满14周岁的幼女双方自愿发生性关系是否构成强奸罪的批复》的规定，规定中说：“行为人确实不知道对方是不满14周岁的幼女，双方自愿发生性关系，未造成严重后果，情节显著轻微的，不认为是犯罪的”。那么也就是说，只要犯罪嫌疑人一口咬定自己不知道受害人还不满14周岁，那就可以免于被法律制裁了！让人心生疑问的是宜宾有关方面根据什么来认定“卢玉敏的行为属于与不知道是未满14周岁的幼女发生性关系”呢？这一点报道中并没有详细说明，让人更加疑虑的紧接着出现了：最高人民法院在2003年1月下达了《关于行为人不明知是不满14周岁的幼女双方自愿发生性关系是否构成强奸罪的批复》的通知后，在同年8月，又颁布了关于暂缓执行《关于行为人不明知是不满14周岁的幼女双方自愿发生性关系是否构成强奸罪的批复》的通知，那么无论它将“暂缓”多久，只要一天不“解除暂缓”它就一天不能做为有效的司法解释。宜宾有关方面将此来做为法律依据，究竟是从来没有收到过通知，还是认为知道这则“暂缓”通知的人不多，“宋玺唐用”地用来糊弄一下老百姓的眼睛？
另外，宜宾有关方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第81条有规定：“行为人知道被害人是或者可能是不满14周岁幼女而嫖宿的，应予立案追诉”，所以对卢玉敏做出了“拘留罚款”的处罚决定，因为他不知道受害女是幼女。确实，根据这条规定来看，如果有可信证据能证明卢玉敏不明知或者不可能知道受害人是幼女，那么他的行为就不涉嫌嫖宿幼女罪。问题是在相关报道中，宜宾有关方面始终没有明白地摆出这个证据是什么。如果笔者猜想没错的话，那个证据应该是卢玉敏的口述供词，他说不知道那就是不知道了，好比是他说自已不知道他母亲的年龄是一样的道理，别人无法证实！而宜宾有关部门将此做为法理依据，其可信性显然还值得进一步商?亍?
估量一个人的年龄是一种生活小常识，从身高身材、体貌特征以及说话口气和衣裤穿着等方面均能做出大体上作出判断，这对于一个久经官场，阅人无数的卢玉敏来说，却成了一个天大的难题？更何况，卢玉敏以“嫖处”为目的与当时同样是未成年的牟某苟合一气、共图所需，这6000千元的“高价”，所显示出来的究竟是卢玉敏“不懂行情、嫖盲初犯”以至于被几个未成年的小孩子当猪杀？还是卢玉敏熟知嫖场，觉得“物有所值”这才甘心出得这高价？
官员强奸幼女，谁在“强奸”法律？
【考版导读】2008年12月20日，经牟某等人介绍，四川省宜宾县国税局白花分局局长卢玉敏以6000元价格“买处”，与该县未成年女学生何某发生性关系，宜宾警方根据卢玉敏“不知道受害女未满14周岁”而对其做出了行政拘留15日和罚款5000元的处罚！
http://www.dahe.cn/xwzx/txsy/jrsp/t20090511_1550248.htm 2008年12月20日，经柏溪镇某火锅店老板娘牟某介绍，宜宾县国税局白花分局长卢玉敏以6000元价格与该县未成年学生何某发生性关系。三个月后，受害人何某报案。警方经过侦查，卢玉敏行为属于不知道何某是或可能是不满14周岁幼女而嫖宿不构成犯罪，决定对其给予行政拘留15日并处罚款5000元。（5月10日新华网） 又一起丧尽天良的嫖宿幼女案！从贵州习水到浙江丽水，再到这次的四川宜宾，如果说，罪恶的黑手频频伸向未成年学生的事实令人痛心，那么，相关部门对当事人的“包庇”式处罚则令人愤怒。这次宜宾警方，对一个出资6000元嫖宿幼女的官员，却以罚款5000元了事，滑稽的数字对比背后，透出无限的可笑与悲哀，同时也让公众切实体会了一把鲁迅先生所说的“出离愤怒”是何等心情。 当地警方之所以给出如此难以“震慑”当事人、却足以“震撼”公众的处罚措施，是基于两个这样的结论：卢玉敏确实不知道对方何某是不满14周岁的幼女，因此，不构成强奸罪；不知道何某是或可能是不满14周岁幼女而嫖宿，因此，也不符合嫖宿幼女案的追诉条件。强奸、嫖幼都排除了之后，就只能按一般的治安管理处罚，如此一来，“拘留15日，罚款5000元”已经属于从重了。 很显然，上述两个结论原本都因在实践中不易取证而难以作出判断，更何况该案发生在3个月前。3月9日，接案派出所刚刚将涉案材料转交给县公安局，3月10日，开一个案情分析会，公安局就对此作出定性结论，哪有时间进行充足的调查？如此仓促结案怎能保证客观公正？退一步讲，即便这两个结论是正确的，案件同时还要具备“未造成严重后果”、“情节显著轻微”等条件，才能排除强奸、嫖幼罪的可能，在9日到10日一天的时间内，警方根本不可能有足够的时间对此做认真而充分的调查。 事实证明，不做进一步的调查取证，而是沉浸在法律解释的有限空间内，朝着有利于被告官员的方向做最大的努力，警方这种“功利”执法的倾向，最后必然导致“强奸”法律、亵渎公正的恶劣后果。 严重的是，这种“功利”执法并非个别现象，最近发生的几起嫖宿幼女案，其背后都有“强奸”法律的影子。贵州习水案从“嫖幼”到“强奸”，就是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才出现转机，而本案在亵渎法律、强奸法意方面，其明目张胆的程度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从这个角度讲，性质恶劣的嫖幼案之所以频繁发生，除了道德素质、社会风气等因素外，“功利”执法的良好预期，已成为一些人丧尽天良而又有持无恐的最后防线，成为官员嫖幼案频出的罪恶土壤。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