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芬再曝两新代领人身份 称有人想“把我赶出国”

      11月17日下午，国家体育总局游泳中心召开新闻通气会，奥运会后体育界最为轰动的于芬事件在口水仗之外，终于再有实质进展。

　　游泳中心认为，于芬的奖金总额没有“数百万”，仅26万余元。除一笔2万多元的奖金，通知于芬，但于芬不来领取外；其他奖金或由于芬自己领取，或由清华跳水队相关人员代领。同时，清华队司机吉勇证明没有代领于芬奖金一事，经笔迹鉴定，亦确定确系吉勇签名。

　　此后的进展，愈发扑朔迷离。几位代领人皆以匿名接受媒体采访宣称自己领了于芬的奖金，并将钱交给了她。而吉勇也公开推翻了自己此前给于芬写下的证明。然而蹊跷的是，无论声称于芬涉嫌毁坏名誉和诬陷的游泳中心，还是自称清白的代领人，甚至于芬本人，目前也都没有申请司法部门的介入。

　　引而不发

　　于芬现时仍努力在体育总局内部走纪检程序。然而不直接诉诸司法的结果，是每当作为实名举报者的于芬透过媒体提出一个证据，过段时间，游泳中心便会在“总局监察局的协调”之下，针对她的说法给予反证。

　　其中最大的争议点，是言出反复的清华队司机吉勇是否代领。

　　“4月份监察局找我谈话，我听到其中几笔代领人都是吉勇，我第一时间给吉勇打电话，我说吉勇啊，你是不是给我代领过奖金，他说没有。”于芬便让吉勇发短信给他证明，收到短信后，于芬立刻转给了体育总局监察局纪检监察室主任阎利生。

　　此后于芬又找到吉勇面谈，“吉勇说，游泳中心来调查，是复印材料，可签字真是我的，他们跟我说，别的你不要管，就看签名是不是你的。我一翻名单，教练于芬，领的是某某队员某某队员的，郭晶晶你曾带过，可那些张三李四，根本不是你的队员，这肯定有问题。我就说，这不是我签的字。

　　做了录音的于芬随即请吉勇写了书面证明。如吉勇所言确凿，便可能存在这样的情况：游泳中心将一些运动员的教练错误地写成了于芬。如于芬声称自己没有拿过这些钱属实，那些原本该拿钱的教练又是否拿到了他们应得的奖金呢？然而日前吉勇却否认自己说过这些话。

　　除了吉勇，于芬说清华大学还有另外两人涉及代领：李成伟和李容。

　　生于1981年的李成伟现在是清华大学体育部的教员，他在八运会上严重受伤，然而1998年到清华附中就读后，经于芬调教，恢复训练，最终获得九运会双人跳台金牌。

　　“李成伟是我的学生，我当面问他，2000年左右，你刚恢复训练，我不可能叫你去领奖金呀。他说他记不清了，如果他领了，一定会给我。我说，这事不是你说你领了而且给我了就能完的，如果你领了，没有我的委托，也没有给我，这涉嫌诈骗。我给你3天时间，你再想一想。后来他给我打电话，说他就是领了，也都给我了。”这些谈话，于芬同样做了录音。

　　李容是清华跳水队的工作人员。于芬本来也想与他面谈代领的情况，但被李容拒绝了。“你有什么证据，法院在开庭之前，会转给我的，你不需要额外操心。”李容在短信中写道。

　　于芬说，李容曾给她一张开户地在武汉的招商银行卡，金额13万元，是2000年悉尼奥运会伏明霞和郭晶晶取得金银牌，国家队发放的奖金。但于芬在监察局和其谈话时得知，国家队奖金是16.8万，而游泳中心则说，是18.030 5万，且存于开户北京的交通银行存折给了于芬。

　　对此，于芬的质疑有二，一是她没有拿到过北京交通银行存折，而是开户地在武汉的招商银行卡，为何在北京的国家队发奖金，是发武汉的招商银行卡？二是金额不对，为何18万成了13万？

　　这张武汉的招商银行卡显然是关键证据。于芬一直声称，湖北省奖励给她的悉尼奥运会50万元奖金都上交给了国家队，这张国家队发给她的13万元武汉银行卡，会不会正就是湖北省跳水队给她的奖金？但为什么50万变成了13万？如果这张卡确实是湖北省发放的，那么国家队应发给于芬的奖金去了哪里?

　　这些可能涉嫌诈骗、贪污、挪用等犯罪的事实真相，只有通过司法调查程序方能有结果，但于芬仍是箭在弦上，引而不发，她担心有关部门会拿这几个代领人遮蔽更深的问题。

　　8年隐忍

　　于芬说，她从李容手里拿到13万元的武汉招商银行卡是在2001年。当时她就向时任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的陈希谈过想法。

　　“我说，悉尼奥运会被拒之门外，说让我等，我也服从了，可是最后就给我十几万奖金，这算怎么回事啊？后来清华打电话给周继红，希望能把奥运会奖金清单拿出来，但周继红不予回答。”

　　事实上，2000年1月，于芬作为伏明霞的教练还一同进入国家队，赴澳大利亚参加跳水世界杯，那时国家队大门并未向她关闭。

　　“跳水世界杯，周继红是领队，要代所有队员填参赛表格，但伏明霞说以往都是她自己填，然后给于教练看，周继红觉得伏明霞耍大牌，就不高兴了。第二天早餐，她就说有的队员不听话等等。后来奥运会坚决不让我去，大概这是起点。”

　　2000年3月，作为清华“体教结合”模式最直接的推动者，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陈希前往游泳中心，协商于芬随伏明霞进入国家队参加悉尼奥运会。当时游泳中心答复陈希，于芬不带双人，只带伏明霞的单人项目。“既然中心定了，我就服从。但一个星期之后，周继红出国回来，说于芬单人双人都不能带。”

　　于芬自此与国家队无缘。虽然悉尼奥运会奖金只拿到13万，但当时她并未多说，也未找李容问明情况。“那时我想，我刚建队，刚有了像劳丽诗、周吕鑫这些有潜力的小运动员。如果大张旗鼓谈奖金，会不会让人觉得于芬弄清华队，就是为个人的名利？”

　　2001年8月，北京21届世界大运会跳水比赛，清华队派出王睿竞逐女子跳台，单人赛教练是于芬，但双人赛要和国家队队员配对，于芬被排斥在教练名单外。与国家队协调未果，于芬不再妥协，王睿临时退出双人比赛，最终取得了单人冠军。

　　就在两个月之后，对清华队的致命打击到来了。2001年10月，1998年3月游泳中心专为清华队而设的双注册制，被游泳中心取消，这成了清华队和于芬命运的转折。

　　双注册制取消，使得注册在清华的队员不能再代表各省市参加国内各级别的比赛，注册在省市的队员也不能代表清华参赛。清华队与地方省市的关系一下紧张起来。这一年，后来获得雅典奥运会冠军的劳丽诗离开清华回到广东队。

　　也就是在2001年后，清华队的小队员开始在大赛中出人头地，“体教结合”模式渐成正果。周继红作为国家队的领队，此时开始征调清华跳水队的几位队员去国家队集训。

　　“悉尼奥运会之后，随着伏明霞、熊倪这些老队员退役，中国跳水队确实面临人才储备问题。”一位不愿公开姓名的资深跳水教练说。她介绍，2003年巴塞罗那世界游泳锦标赛，中国跳水队只获得8枚金牌中的3枚，特别是男子项目竟然被剃了光头。

　　国家队需要后备人才进行集中训练，而主张“体教结合”模式的清华，又不愿意自己培养出的一批新秀放弃学业，到国家队接受“军事化管理”，矛盾由此加剧。

　　“我到清华时，陈希明确告诉我，清华队员在高中之前原则上不休学集训，要一边学习一边训练，要不然就成专业队了，如果成了专业队，那么清华做实验就成了假的。”这批孩子当时大多10岁出头，还在读清华附小附中，而学习成绩都不错。

　　后来清华提出，上午在清华学习，下午去游泳中心训练，晚上再赶回清华复习功课，清华可以派车，周六周日则全天去游泳中心，于芬说：“游泳中心没有意见，但周继红拒绝，说不可以，如果清华这样分开学习和训练，各个省都提要求，国家队怎么集中管理？”

　　国家队从清华队直接上调运动员的计划就此搁置，而清华队参加各类国际比赛逐渐受到限制。2005年8月，土耳其世界大运会，清华上报的3人田亮、李成伟和教练于芬都被打回，中国队由郭晶晶领衔的人民大学队单独前往参赛。

　众叛亲离

　　2003年以后，因双注册制取消，渐出成绩的清华队学员的注册问题越来越敏感，地方队抢注清华学生屡屡发生，有些孩子甚至不辞而别。

　　2004年初，林跃和王鑫突然出走清华。2005年3月，周吕鑫离开。2006年3月，何姿离开，6月，杨礼光离开。这些清华跳水队的苗子纷纷放弃此前签订的15年培训合同和在清华的学业，成为职业运动员，而最终的去向都是国家队，且不久便在世界大赛甚至奥运会上摘金夺银。

　　2005年初，清华起诉了“逃离清华”的王鑫的监护人，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在起诉书上签名。但法院判决合同解除，王鑫不必回清华；另据清华大学法学院一位参与了当时诉讼的学者介绍，由于培训合同并没有约定违约金的数额或计算方法，清华不能提供王鑫准确的违约金金额并给予证据支持，所以赔偿请求也被法院驳回。

　　“清华打官司是为了钱吗？不是的。”于芬说，“陈希主管体育时，帮清华体育部拉了些企业赞助，只要清华看中的，都是清华在付钱。然而清华高水平的运动员都退学进了国家队，到了国家队拿了成绩，却跟清华和于芬没有任何关系。”

　　此案并未阻止清华队员的继续流失。清华“体教结合”结出的果子大多被半途摘走，嫁接到了另一棵贴着国家标签的大树上。于芬说，国家队代表国家利益，天然高尚，“他们就是要把我塑造成一个自私自利、性格暴躁、不懂合作的人。”

　　随着学员出走的，还有助理教练的流失。于芬认为学员和教练的集中出走与国家队和周继红有密切的关系，“没人主使，不会这么集中”。她特别提及2004年底，清华跳水队助理教练的罢工行动。于芬的说法是，助理教练冯志文曾接到周继红打来的电话，随后冯便动员同事罢工，而清华队随即解聘了冯志文。记者找到现任广东跳水队教练的冯志文求证真相，但冯仅表示“现在是敏感时期，于芬怎么说由她去吧”。

　　于芬并不讳言除各省重金挖角之外，清华自身的漏洞也是教练员出走的重要原因。跳水队占清华编制的教练只有于芬，于芬说教练都是她招来的，她为他们的待遇多方努力过，但“清华队哪里是我于芬一个人说了算”。她也认为“现在清华队内部有些人和国家队串通一气，他们都想把我于芬赶走，最好出国，不要在中国混了，但他们不代表清华的主流”。

　　至于奖金，清华没有具体的奖励政策。现任湖北队教练的巩会江是于芬最早的助手，他曾表示，自己在清华队时只领过伏明霞悉尼奥运会金银牌的奖金2万余元。这笔钱，正就是于芬所领到的伏明霞13万奖金中的一部分，于芬称，自己再未从国家队获得奖金，所以助理教练们也再无奖金可分。

　　现在的清华跳水队，只有4名正式在编的学生运动员，而助理教练仅剩一人。“就是这最后一人，他们也想赶走他，清华队现在已经没有生存空间了。”积累已久的奖金问题及背后可能的经济腐败，只是于芬为清华队为自己寻找空间的一个突围方式，“如果这个事情不能有突破的话，我不敢说中国跳水完蛋，至少清华跳水队就完蛋了”。

　体育寡头

　　清华队与国家队的矛盾常被归纳为于芬和周继红的个人矛盾，然而于芬认为，她和周并没有发生过直接的冲突，更多是不同理念和国家队的垄断所造成的。

　　于芬和周继红都曾是北京体育大学研究生冠军班的学员，2007年于芬获博士学位的论文是《对高水平学生运动员培养体系的探讨——清华大学跳水队实证研究》。而2005年，周继红获硕士学位的论文题目是《双人跳水比赛制胜因素解析与中国高水平运动员的训练实践》。

　　周继红在论文中写道：“中国跳水界充分利用我国举国体制优势，建立了四级训练网，形成了少体校、体校、专业队、国家队金字塔体制……建立了良性的人才培养机制，造就出一大批高水平的运动员……举国体制下的‘国家队集训制度’为运动员的系统训练与成功比赛提供了重要的组织条件。”

　　同样是研究高水平运动员，在于芬看来，目前除了体育行政系统外，其他系统难以成为高水平运动员的培养主体，而金牌又掩饰了现有单一主体，人才浪费、资源浪费、综合素质不高等问题，清华大学愿意出钱出人做一种新的教育尝试，然而正就是处在金字塔尖儿、高调实行军事化管理的国家队封死了清华大学目前的道路。

　　对竞技体育而言，塔尖上的国家各管理中心及国家队责任最大，利益也最为集中。“它们垄断一切人财物资源，往往不懂尊重他人合法权益，也缺乏解决各种矛盾的意愿和能力，他们离开行政权力和手段一事无成。”一位多年前也曾遭遇奖金问题困扰的地方队奥运金牌教练这样说道，“长此以往，权力和利益结为一体的体育寡头就会出现，但问题是，他们的资源是公众赋予的，他们的利益是纳税人的钱，他们凭什么不能接受司法监督？奖金凭什么独立于审计之外？”

　　于芬则说，清华队能不能参加世界大赛，哪怕是世界大运会，都是国家队领队周继红说了算，而奖金，也是周说了算，“游泳中心的副主任雷鸣找我谈话时，她说跳水队申报奖金及发放都是周继红具体负责的。”对此，于芬也做了录音。

　　体育界丑闻传言不断，却一直绝少爆出因经济腐败而受司法惩处的案件。在上述老教练看来，这是因为利益均沾格局已经形成，往往一个有问题的人就能绑架一个组织或体制。共谋之下，只会通过行政手段内部协调各种利益关系，具体的方法是，总局各中心会以奥运为周期进行权力调整。

　　1997年，亚特兰大奥运会后，国家跳水队解散，于芬不再是副总教练。2001年，悉尼奥运会后，与清华队商定双注册制的原游泳中心主任石天曙离任，接任者正是现任主任李桦，也就是这一年，双注册制取消，清华队危机浮现。而1 0年中，周继红一直是国家队跳水队领队，根据10年不设总教练的国家队奖金分配方案，周继红一直享受总教练待遇。

　　北京奥运会后的权力调整，刚刚拉开帷幕，11月18日，国家体育总局任命了新一批各中心副主任，更大的人事变动会陆续展开，目前因于芬而高度紧张的游泳中心会不会也发生一些变化？

　　仍在等待体育总局监察局答复的于芬特别强调，她并非要和举国体制进行对抗，“我们支持举国体制，一定要把我们纳入这个体制，于芬、清华队就是在体制内的。国外就不是举国体制吗？但人家举全国之力，是不拘一格降人才。”于芬认为，自己进入国家队，实际上是代表清华“体教结合”模式的贡献和利益终于得到了国家队的尊重，是对举国体制的有益补充。

　　“如果清华队的生存问题能解决，你还会继续为奖金问题申诉吗？”记者问。

　　“当然，这是两码事。奖金问题不是为我一个人，而是为了中国体育界。”于芬毫不犹豫地说，“如果这事儿偃旗息鼓，不了了之，大家会觉得体育界的腐败黑幕真是永远碰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