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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导演眼中的中国人们疯狂学英语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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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在楼道

   

  如果不是“英语”,又非赶上奥运这个契机,美国退伍陆军上校杜大卫(David Tool)即便打过北京出租车司机孟寒光的的士,估计从此也会与他毫不相干。

  事实是,杜大卫从未坐过孟寒光的的士。然而在距离北京奥运会还有444天时,他俩被“英语”联系在了一起。只因那天,新加坡纪录片导演莲·派克(Lian Pek)扛起手中的摄像机,决定拍一部中国人学英语的纪录片。

  就这样,北京的士司机孟寒光、外教杜大卫、退休老人杨景琇、警察刘文立、广州小学生李琪琪、疯狂英语创始人李阳等,这些原本毫不搭界的人,陆续被她摄入同一部影片,甚至同一个镜头之中。

  “我需要的就是不同的人身上发生的故事。”莲·派克说。这位女导演力图通过这些故事,来记录中国发生的变化。她原本带着不解和疑问,试图从这群角色完全不同的人身上,找到自己想要的答案,但她最终也没有找到,却被镜头中的一个个具体角色所感动。

  镜头中的人们要讲述的故事,都事关一个共同的主题:英语。

  中国人很明显已经患了英语狂热症

  2008年7月13日,星期日,北京枣营北里小区的国际青年中心在上午9时才开门,但几位头发花白的老人8时半时就守候在门前的石凳边了。75岁的杨景琇老人匆匆锁好自行车,对正准备进门的老李打招呼,不是“吃了没有”,而是“Good morning”。一直到11时课程将近结束,两个头发全白的老人交流时,再没用一句中文。

  同老杨前后脚进入国际青年中心的人,是一群与他一样早已退休、头发花白或已谢顶的老人。他们中大部分人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北京奥运会城市志愿者。这一天恰好是北京申奥成功7周年的纪念日,很多地方在举行庆祝活动,这里的英语沙龙则如常进行。

  老人们大声地朗读着英语。志愿者老师不停地为他们纠正着发音。这些场景,都曾被莲·派克悄无声息地收进了自己的镜头。

  在沙龙上,为这群老人讲解点评的,是须发皆白的美国人杜大卫。

  “你可以叫我‘老杜’。”他指着自己名片上的中文名字用蹩脚的中文说道。脸上则挂着轻松的微笑。

  学生杨景琇则没有老师杜大卫这么轻松。“时间总是感觉不够用。”老杨焦急地说。距离奥运会越来越近了,老人希望自己的英语水平能有个飞跃。

  “每礼拜一、三、五的下午三点,我教一个加拿大人中文,他教我英文;礼拜二另外一个加拿大人教我们英语,礼拜四、日杜大卫教我们。礼拜六,我们去朝阳图书馆的银色年华英语沙龙。”他扳着指头数每周的课程,总感到时间不够用。

  孟寒光则没有杨景琇老人这么充裕的时间。然而早在2007年5月22日,他就切实意识到“目前,学习英语是首要任务”。这一天出车时,老孟像往常一样,将车内镜子上自己用笔写的倒计时数字由“445”改为“444”。然后,他赶往公司去学英语。一路上,他一再对莲·派克阐释,窗口行业学习英语的重要性。

  在公司组织的英语培训班上,孟寒光跟着老师念英语时总是最卖力。这让前来蹲点的莲·派克瞄上了,并决定将他作为拍摄对象之一。

  作为CNN和BBC曾经的主持人和记者,莲·派克在过去几年,频繁地往返于中国大陆和新加坡之间。每次到北京,她都感受到这个城市在改变。

  不过,最让她印象深刻的,不是一座座拔地而起的宏伟建筑和比赛场馆,而是身边讲英语的人越来越多了。

  “我想研究这背后更多的东西:他们在哪儿学英语?谁教他们?这种学习英语的范围有多广泛?”莲·派克在给记者的邮件里这样写道。在她看来,有关中国经济增长和中国跟世界做生意的统计数字,人们在媒体上看到和听到的已经太多了。而她想做的,是真正了解中国人如何通过英语来与世界接轨。

  中国给了她做这件事情的机会。2008年春节期间,在老舍茶馆,门口迎接她的服务员,吆喝时一口的京味,用的语言却是英语。在大董烤鸭店,在秀水街服装市场,在出租车公司,她看到人们为了念对某个发音,不厌其烦地重复练习,各个单位的英语培训搞得如火如荼。而在广东,她遇到了正在举办疯狂英语训练营的李阳,和一群正为英语疯狂的年轻学生。

  当了解得越多,她便越对这场英语学习的全民“运动”感到惊奇。在她看来,任何国家都不会像中国这样,因举办奥运便会如此疯狂地去学习英语。当看到一些六七十岁的老人,竟像孩子一样,充满激情地钻研英语时,她最初的惊奇,变成了最终的惊喜。

  “从学生到老人,中国人很明显已经患了英语狂热症。”莲·派克赞叹道。

  这是为什么?她想弄明白。

  用英语捡回的脸面

  当莲·派克把镜头对准杨景琇等一批老人英语爱好者时,老人们则向她推荐了北京市民学外语的典范刘文立。

  42岁的刘文立是北京市西城区北海公园派出所的民警,从1995年开始自学英语,至今已能简略讲13种语言。

  面对镜头,这位民警一如既往地秀了他那段用13国语言串起来的脱口秀。有网友看了纪录片发行方在网上发布的宣传短片后评价道:“简直秀逗了!”

  如今,站在景山之顶的万春亭下,说起当时拍纪录片时的情景,刘文立始终觉得那是自己“拍得比较失败的一段”。而当他回顾起自己学英语的历程时,竟夹杂着几丝难言的酸涩。

  1995年在世界妇女大会会场周围执勤时,因为不懂外语,令他在一位金发碧眼的外国女士面前“丢了脸”。从此,他发狠学起了英语。由于在派出所只是个电工,加上平常说话有点儿结巴,使他担心别人知道自己学英语后会说风凉话,于是只能偷偷摸摸地学。

  但最终还是被人发现了。“就你,还是歇了吧。”风凉话果然如期而至,但刘文立一直厚着脸,决定坚持到底。

  “第一条,就是臭不要脸,要敢开口说英语。”有大学生游客在亭子下认出了刘文立,向他讨教经验,他揪了一下自己的脸说道。

  终于,刘文立那张一度丢了的脸,在6年之后完全拣了回来。2001年7月13日,北京申奥成功,极大地调动起北京市民学外语、讲外语的热情。当年10月,刘文立所在的公安系统举行了英语演讲比赛,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他获得了西城区第一名。

  领导为了让他发挥特长,并起到带领其他民警学习外语的模范作用,在2002年3月把他调到北海公园派出所,负责在外国游人较多的景山公园执勤。而在此之前,为了跟老外练习英语,身着警服的刘文立曾多次冒充这个地段的民警,主动跟老外搭话。

  现在,他终于可以光明正大做这一切了。

  刘文立患有牛皮癣,遇冷容易发作。莲·派克找到他那天,气温零下四五摄氏度。但他还是忍着浑身的不舒服配合拍摄。

  原因很简单。“既然是宣传北京2008的,那我就干。”他说。

  我是志愿者,你们不必给钱

  如果说刘文立所经历的巨大变化,是外部环境变化在他身上的投射。那么,杨景琇和杜大卫此后生活所发生的变化,则多少是一种跟随环境变化的主动选择。

  北京申奥成功的那个暑假,68岁的老杨正坐在新东方少儿英语培训班教室后排的座位上。教室前排,当老师念banana和apple等水果名称时,由一群来补习英语的学前班孩子指与名称对应的图片。他5岁的孙子也坐在前排,不过有点儿心不在焉,这让老杨很是着急,忍不住自己也跟着念了起来。

  “我这辈子就只能赶上这一次奥运会了,如果不能参与奥运,会终生遗憾的。”如今已经75岁的老杨,一脸真诚地告诉前来自己家里拍摄的莲·派克。当然,他这个年纪参加奥运项目已绝没可能。他最大的心愿是当一名奥运志愿者。

  早在2000年年底,老杨就找到三里屯街道办事处,表示自己想学英语。那时,社区里还没有人组织英语培训,领导让他等着。于是,老杨只好以照顾孙子的名义去新东方“陪读”。结果1年陪读下来,孙子因为不爱学也不爱练,口语水平已经跟他这个陪读生不在一个层面上了。

  也正是在7年前的那个秋天,来华已三年的杜大卫,决定告别兰州大学英语老师的教职,开始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教书生涯。

  来到北京后的老杜发现,北京街头的路标和商店门牌上的英语标注慢慢多了起来。

  “中国人在为奥运做准备。”他注意到了这个城市在为未来做改变。不过,当再仔细看时,他忍不住摇头感叹,“北京博物馆和京剧院牌子上的英语特别的不好。”他发现北京不少公共场合里的英语标注“错误太明显”。

  尽管他的汉语至今说不利索,但这并不妨碍他把发现的错误拍下来,然后把照片洗出来寄给市有关部门。

  不久,老杜就被聘为北京市民讲外语活动委员会的专家顾问。从此,北京街头有了一个专门给双语标识“挑刺儿”的白胡子老外。

  “我要帮你们改过来。我是志愿者,你们不必给钱。”当有人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时,他告诉对方。

  老杜还干的一件“不必给钱”的活儿,就是给老杨他们这些老年人当老师。

  学英语多好啊,挣老外的钱,还可以传播咱中国的文化

  在老杜做志愿者给北京“挑刺儿”的这7年里,老杨也把自己培养成了一个奥运会城市志愿者。

  “这7年我没闲着,花了很大精力学英语,每天不少于三个小时的语言环境。”老杨说。平时他就三件事:必要的家务、锻炼身体和学英语。其中英语占去的时间最多。

  2001年北京申奥时,有一段纪录短片,曾给前来北京考察的国际奥委会委员们留下深刻印象。内容是团结湖社区一个叫科里的美国青年,义务教社区的老年人学英语的故事。

  求学无门的老杨,后来无意在《北京晚报》上看到了这条消息。家并不在团结湖社区的他,找到社区主任,表示想学英语。社区主任看到班里只有10来个人,就答应了老杨的请求。

  班里的学生后来越来越少,只有“借读”的老杨,一直坚持到了最后。

  2002年,北京市有关部门成立了北京市民讲外语活动组委会,隔三差五便可以在街头上看到大大小小的讲外语活动。据组委会统计,这一年北京市的外语人口有312万。疯狂英语创始人李阳和杜大卫一样,也被聘为北京市民讲外语活动组委会顾问。调到景山公园执勤的刘文立,从这一年开始,被树立为榜样,并开始适应媒体对他不断变化的称谓。“民警里的英语发烧友刘文立”已经过时,取而代之的是“双语警察刘文立”,他在各种讲外语活动上,被隆重推介。

  而此时的老杨,由于意识到语言环境“很重要”,经常在三里屯的大街上,找机会跟老外用英语交流,或者在三里屯一家肯德基里面学英语。渐渐地,他开始觉得不大合适,因为“不吃不喝,时间长了,人家会嫌弃”。于是,他把阵地从肯德基转移到朝阳区图书馆的老年人阅览室。

  事情很快又有了转机。2004年3月15日,老杨在图书馆的留言册上建议,把老年人阅览室用来组织老年人们学英语。正想办出特色的朝阳图书馆,在3月27日便成立了银色年华英语沙龙。经媒体报道,前来交流者越来越多,海淀、丰台、通州、门头沟、甚至河北涿县爱好英语的老年人,也有人过来。

  当公开场合刘文立名字前面的称谓,变成“会说13种语言的警察”时,时间已经到了2005年。

  这一年,勤学苦练英语口语的老杨,拿到了北京市英语口语等级考试的中级证书;出租车司机孟寒光第一次被评上了首汽集团的三星级员工;李阳则辗转在全国各地,传授他的疯狂英语。

  而到了这一年的11月11日,距离2008年8月8日正好1000天时,北京奥组委公布了奥运会吉祥物5个福娃,福娃的名字组成“北京欢迎你”。北京市民讲外语组委会,当天提出“迎奥运1000天,说英语1000句”的口号。大多数接受培训的市民,学会的第一句英语便是“Welcome to beijing!”(北京欢迎你!)

  尽管和大多数市民一样,英语口语表达还很吃力,但孟寒光还是尝到了会两句英语的甜头。有一次,他和一帮出租车司机在华润饭店排队趴活儿,见一老外在饭店门口张望,司机们争着用中文跟他打招呼,不懂中文的老外根本不理会。直到他一口气喊了组“Hello,good morning,how are you”等乱七八糟的英语后,老外径直走了过来,手里的纸条写着“我要去上地”。就这样,孟寒光整整拉了这老外两个月。

  这位在莲·派克的纪录片里,一度不知道“Australia”和“Spain”是哪个国家,但会说“Want a taxi?”的司机,如今在车上没客人时,会抽空看看自己写的英语卡片,或听听的士英语。

  “学英语多好啊,挣老外的钱,还可以传播咱中国的文化。”孟寒光说道。他难掩脸上的欣喜。

  而向外国人传播中国文化,也是老杨多年的夙愿。2005年3月底,通过严格的英语面试,老杨被故宫博物院录用为志愿讲解员,分在钟表馆。为了成为这个志愿讲解员,老杨需要对着100多件钟表,用英语讲解40多分钟。需要在三个月内,熟悉钟表馆的各种相关材料。为此,他不辞辛劳到国家图书馆、首都图书馆以及朝阳图书馆去查询资料,甚至还专门去古观象台,查询关于日晷、铜壶滴漏等古老钟表的材料。

  到2007年年底,老杨一共在故宫讲解了113次。在去故宫的路上,他时常唱着英文歌曲,不过《两只老虎》这样的中文歌曲,歌词改成了英文。

  虽然已经半年多没去讲解了,但这位故宫的第061号志愿讲解员,现在仍能用英语把“铜壶滴漏”的历史和工作原理讲得头头是道。

  你做好了你自己的工作,就是给北京争光

  “老杨现在在我们这条街上已经小有名气了,大家都很敬重他。”三里屯雅秀市场前志愿者站点的一位中年志愿者,提起老杨时伸出大拇指说道。

  曾是北京机电研究院机械工程师的老杨,为了当好奥运志愿者,跑遍了三里屯这条街上每一栋有饭店的大楼,然后回家接连几天忙到夜里12时,画出一张详细的餐馆路线图。

  “合着你就会干这些啊?”老伴有些不满,因为孙子正小升初,老杨却忙得顾不上管。

  而培训班里正在搞演讲比赛,展示大家学英语的成果。为了搞好这次演讲,老杨可是下了一番大功夫。他把自己写的文章,先找加拿大老师修改,请他朗读后用磁带录下来,自己再用复读机反复听,模仿他的发音。

  “我得让别人基本上听了是这个调。”他说。因为多年跟老外学英语,他的发音已经相当标准了。

  这些年,为了讲一口标准的英语,老杨共用坏了6台复读机。商家在获知他是为奥运苦学英语的事迹后,决定特别支持他:每次用坏了,可以用旧的免费换取新的。

  在学外语上,老杨倒没花多少钱,但为了当好志愿者,他可没少花钱。他经常随身携带一张30元面值的中国网通IC卡。这源于他过去的一次经验。

  有一次,三里屯街头,一个南非黑人,拿着手机跟路过的人比划,没人懂他在说什么。老杨便主动凑过去,一句“Can I help you?”让愁眉不展的小伙子喜出望外。原来对方的手机没电了,需要跟家人联系。老杨随手把自己的IC卡掏出来,让他在路旁的公用电话上打。几分钟国际长途通话后,小伙子问:“How much?”老杨用英语回答:“不要钱!”

  老杨所在的志愿者站点位于酒吧一条街。他经常能碰见老外手机没电或没钱的情况。前不久在大北窑地铁站门口,他又碰到了类似情况,不过这次是个丹麦人。老杨依旧没向他要钱。

  “我要给外国人留下一个好印象,这个好印象不是给我个人,而是给我们北京市民。作为一个志愿者,你做好了你自己的工作,就是给北京争光。”老杨说。

  不过,类似的情况遇得多了,老杨慢慢也总结出了经验:不给对方手机,用手机往国外打电话,一分钟就好多钱,那咱这手机受不了。如今30元钱的IC卡,找到合适的地方,18元钱就能买到。钱省下来了,老伴的意见也没有过去那么大了。

  老杨学英语的目标非常明确:不为考试、不为拿分、不为拿文凭,只是为了交流。奥运会期间很多外国人要来,他们需要帮助,他们问一些问题,我们得回答他们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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