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必须遏止“富者愈富、穷者愈穷”

中国必须遏止“富者愈富、穷者愈穷”

用劳动赚钱越来越困难

在观察贫富差距变化趋势时，有两种现象值得关注。

第一，在悬殊的贫富格局下，用资本赚钱越来越容易，赚得越来越多；用劳动赚钱越来越困难，赚得越来越少；经济生活的变动总是给富者带来发财的机会，给贫者带来损失。这就出现了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马太效应。房价的飙升，使房地产商暴富，使富者囤积房产赚钱，使那些存钱买房的人受到严重打击，原来可以买90平方米房子的钱，现在只能买四五十平方米了。由于物价上涨，带来居民消费指数（CPI）提高。虽然2007年央行6次加息，但一直是利率低于CPI。2007年居民储蓄存款的负利率（存款利率减去利息税和通胀率）在2%以上，货币贬值，人人有份，“被视为隐形税收，是对普通人财富的剥夺”。在房价、股价飙升的情况下，富者及部分中等收入将存入银行的钱取出来投入房产和股市，在短时间内财富翻一番到几番。贫者即使有几个钱存入银行，并知道买股票、房产比存钱好，但一来钱少，够不上投资；二来那是救命钱，要急用的（留着看病的，孩子上学的……），不能动。这两年的物价、股市等等的变动，无一不导致在生产要素分配中，资本占的比例越来越大，劳动占的比例越来越小，从而加剧贫富分化。多年来，劳动所得在GDP中的比重不断下降。目前，我国劳动所得占GDP的比重，大致只相当于发达国家的1∕3或更低（美国的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近年来一直稳定在50%左右）。在这种情况下，虽然GDP高速增长和人均GDP较以前高，但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占的比例很低，而且在下降，经济增长的成果向富人过度倾斜。劳动人民群众得到的实惠却相对较少，用资本赚钱的富人所得却越来越多。2007年《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上有名的共400人，他们2007年的财富总和为2800亿美元，比2006年增加了1640亿美元，增加70.73%。身家超过10亿美元的，2006年中国有15人。2007年增加到66人，居世界第二位；有百万美元金融资产以上的富人，中国有31万户，居世界第五。这标志着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百万、亿万富豪最多国家之一。中国人均GDP位居世界第122位，而大富豪之多却居世界第二或第五，占人口0.5%的富有家庭占有中国60%以上的个人财富。这种畸形状态是中国贫富差距之大超世界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志。

第二，贫富差距已有稳定性，形成阶层和代际转移。在改革初期，以“万元户”为富户标准的年代，由于贫富差别还不大，达到富者的标准比较容易，一些贫者可以成为富者；富者只有万把块钱，经营稍有差错，或政策变动，即可从万元户群体中退出来（如被认定是投机倒把分子等等。温州柳镇“八大王”被逮捕入狱2年，是例证）。贫者富者可以对流。现在，由于富者已成巨富，富者的标准提高了，且富者容易更富。贫者在就业、教育、分配制度等方面遇到不公平（机会不均等，权利不平等）待遇，贫者上升为富者的通道减少、变窄，难以上升到富人行列。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贫者正从暂时贫困走向长期贫困和跨代贫穷。由于贫者富者的子女在出生时所处的环境不一样，成长过程中起点不一样，机遇不一样，继承的财产不一样。富者的子女与穷人的子女不一样，可以受到好的教育，就业不成问题，如此等等。父辈的贫富差别与社会地位会传递给后代，出现代际转移。这样，贫者恒贫，富者恒富，贫富差距便会趋向稳定和制度化，成为一种社会结构。

贫富分化影响改革与和谐

分配不公引起的贫富差距扩大，影响深远。其中重要的是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贫富差距扩大关系到是否走向和谐社会目标。中国社会当前阶段的一种矛盾的奇特的现象是，在经济超高速发展（GDP连续30年平均在9％以上，最近连续5年在10％以上）的同时，幸福指数和群众对生活水平的感受并没有如同GDP那样上升，相反，普遍感到生活艰难。因教育费贵，怕孩子上不起学。上了学，就是大学毕业了，又面临就业难。在城市里就了业，房价贵，买不起或租不起住宅，成不了家。许多人怕生孩子。因医疗费用贵，有病看不起，“小病拖，大病捱，到死还不能往医院里抬。”从生到死，步步感到艰难。2005年，若按联合国最低标准，中国贫困人口的总数将不少于2亿，仅次于印度，位列世界第二。

发生这些情况的根源在于，GDP增长带来的新财富中，很大部分被富人拿走了，或者说，穷人创造的财富有一部分被富人拿走了。由此带来贫富阶层的分野。部分富者骄奢淫逸，不事生产工作。部分贫者找不到工作，生活困难。贫困不仅是一种物质状态，也是一种心理状态。贫富悬殊使部分居民心理失衡，不和谐因素和社会稳定隐忧与GDP一起迅速增长。贫富悬殊危及社会和谐。贫富差距悬殊就不会有社会和谐。通过贪污、行贿、制假、偷盗、抢劫、诈骗、绑架、贩毒等手段谋财案件加多。保安、防盗门（网）、围墙、富人住宅区城堡化等等之多，为历史所未见，在世界上也少有。这种状况无论是在伦理上，还是在经济社会的发展上，都不好。贫困阶层有强烈的被剥夺感。表面看来，他们是沉默的，但心底的不满却可能在酝酿，谁也不知道临界点在哪里。

第二，贫富差距扩大关系到改革的性质与社会前进的方向。改革的目的是改善社会主义，加强社会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邓小平说得很明白：“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搞社会主义就要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贫富悬殊会导致两极分化，危及社会主义。所以邓小平说：“在改革中，我们始终坚持两条根本原则，一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一是共同富裕。”他再三强调：“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 当邓小平决定以市场经济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时，他心中清楚市场经济会自发地导致两极分化。所以他一再强调要防止出现两极分化，认为若出现了两极分化，便是出现资本主义，改革就失败了。那就是另一种性质的改革了。

“贫富分化”不同于“两极分化”

在此，有必要谈及“贫富分化”与“两极分化”这两个概念的联系与区别，以及对当前贫富分化与两极分化程度的判断问题。

在许多谈及中国当前贫富状况的论著中，“贫富分化”和“两极分化”混用。实际上这是两个内涵不同而又密切相关的两个概念。简单地说，前者是财富占有量的差别，是个量的概念，衡量贫富分化程度可用基尼系数等指数。后者是财富占有者在生产关系中地位的差别，是个质的概念。若大家都在变富，只是先富后富之别，那是贫富分化而不是两极分化。衡量两极分化的标志是剥削者阶级和被剥削者阶级的产生。在中国当前阶段，集中表现在邓小平说的是否“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并因此产生了新的资产阶级。事物的量变会引起质变。贫富分化中含有两极分化的要素与萌芽。贫富分化的趋势如不加以遏制，任其发展，必导致两极分化。邓小平指出：“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

判断中国是否已进入由贫富分化向两极分化转变，关键在于是否已出现“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情况。上文已说明富者愈富的情况是显著的。问题在于有没有穷者愈穷的情况？

回答是肯定的。诸如下列几种情况便是。 一、有些人的绝对收入、名义收入减少了。如买断工龄下岗并因此失业的人员；部分新退休人员；生意场上亏本或赚得比过去少了的小工商业者。

二、有些人名义收入没增没减，因物价上涨等原因使支出增加，导致实际收入减少。

三、有些人名义收入增长了，但支出增长得更多，或者说支出增长速度超过收入增长速度，导致可支配的财富减少，负担能力下降。以医疗费而言，1990年~2004年，我国综合医院门诊病人人均医疗费用以每年18%的速度增长，大大超出了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速度。一人生病穷一家。几代人的积蓄买不到一个栖身之所。

逐步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趋势

对当前阶段是否已出现两极分化，学者们意见分歧。有人认为中国现在的贫富差距处于正常范围之内，当然谈不上两极分化。有人认为已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据前者估计，不成为问题，可以让当前的贫富差距扩大趋势继续发展下去；据后者估计，改革已出了大问题，或者说濒临失败了。我以为这两种估计都与事实不符。事实是：中国当前居民收入与财富占有状况差距悬殊，贫富分化严重，有些富者剥削着穷者，对这种发展趋势如不立即予以扭转，必将转化为两极分化。之所以介绍上述这些情况，目的在于说明，十七大关于扭转收入差距扩大趋势的决策来得非常及时。它是一场及时雨，将润泽亿万人的心田。

针对收入分配制度存在的问题，十七大报告中提出了解决办法：“要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着力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逐步提高扶贫标准和最低工资标准，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扩大转移支付，强化税收调节，打破经营垄断，创造机会公平，整顿分配秩序，逐步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趋势”。“逐步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趋势”，即使收入分配差距从扩大到缩小，这是一次历史性的转折，意义重大。

创造解决世界难题的中国道路

十七大报告中提的“逐步扭转”，很有分寸，实事求是。因为要实现这种扭转，有许多困难。一是体制，经济体制中市场上的竞争与垄断，政治体制中中央与地方各有利益，部分官员已是富者和部分富者已加入中共（上了胡润榜单的800名富豪中，有1/3是中共党员），如此等等。二是实现公平正义是要成本的（如保障体系的建立等等）。三是路径依赖，经济会沿着已形成的路径惯性运行。这类困难还可以列出很多。从经济史角度看，实现收入分配的公平正义是一个很难很难的问题。第一，它是一个千年难题。因为在历史上，人类自进入私有制社会后，几千年来就有贫富关系和解决贫富关系的各种主张，或患寡，或患不均，争论不断，实践不断，留下了丰富的思想资料，但始终没有解决。第二，它又是一个当代的世界性难题。因为世界各国都存在这个问题，都在为破题而进行理论探索，或主公平，或主效率，提出并实践着各种模式（北欧式、德国式、美国式、日本式，等等），因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问题在于，所有这些模式和所有这些国家没有一个解决了贫富关系问题；所有这些模式都允许两极分化，都允许资本家阶级的存在，都是资本主义社会模式，不合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要求。中国现阶段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按照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另辟蹊径，创造性地予以解决问题。在当前阶段，这个难题的核心是如何处理市场经济与两极分化的关系。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竞争必然带来贫富分化和两极分化。市场经济与两极分化也是一对孪生姐妹。这是因为，在没有政府干预，完全由市场调节，任凭市场经济中的价值规律、资本积累规律起作用的情形下，收入分配的差距会不断扩大，必然产生两极分化。对此，邓小平有清醒的认识。他指出：“共同富裕，我们从改革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问题。”“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 “中心问题”、“大问题”，指出了问题的重要性。要解决上述难题，没有现成的方案可用，出路在于解放思想，以中外的历史经验为借鉴，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广泛听取各阶层的意见，特别是贫困的弱势群体的呼声，不断地总结新鲜的经验教训，在实践中趟出一条新路径。（作者是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