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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代大学生的饭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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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发表于: 2009-04-28

2009年4月12日，在一次大学毕业生招聘会上，近3万学生进场求职。摄影施梓庆
2009年，大约611万的毕业生，他们很苦。因为就业压力而自杀的石家庄女生让世人扼腕，而更多的人还在因为工作问题而每日奔波焦虑。温家宝总理也感慨，最担心忧虑的一件事就是大学生就业问题。这种忧虑背后是宏观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毕业人数多，工作岗位少，而今年又是惨逢全球经济衰退。
反观上世纪90年代，那个时候的大学生，虽然也要到处投简历面试，但谋个饭碗似乎并不难，他们可以通过市场选择自己喜欢的职业，也可以让国家给自己找个归宿。

再往前的十年，上世纪80年代，大学生们似乎就根本不用为饭碗发愁。天之骄子，国家统统包办谋生问题，虽然他们也会因为想留在心仪的地方，想找个心仪的工作而绞尽脑汁，但毕业之后，生存并不是一个问题。
我们选择讲述三代毕业生的故事，最早是光荣与梦想，后来是理想照进现实，如今是一地鸡毛。故事主角虽然个案不是很多，但至少可以管窥三个年代的社会以及毕业生的命运。看看中山大学学生的找工经历，或许也可以推测暨南大学、华南师范等高校学生的困难。
或许并不是学和用脱节的问题，或许不是大学生素质变化的问题，或许也不是扩招的问题。
这个背后有高校就业体制的变化的因素，有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关系，有总体失业人口增加的可能，有对大学的定位的再思考问题。
而需要再强调的是，认识个人的命运，得先认清你所处的社会特征，以及这个社会所处的历史阶段。我们或许要根据这些判断改变意识，或许要根据现实加大付出。唯愿我们的毕业生们能在困难面前更加勤奋，过上温饱以及更好的生活。
光环褪色走向普通劳动者
南都周刊编辑罗灿记者· 张守刚
有人概括说，80年代毕业的大学生，读书比吃饭还重要，如今俨然已是社会中流砥柱的他们，一手数着钞票，一手遮掩着内心残留的理想主义。而90年代毕业的大学生，有用没用成为他们衡量事物的价值标准，“精神贵族”逐渐难敌“财富人生”的诱惑，有产有闲成为生活目标。到了这些年毕业的大学生，只剩下一句话：我们活得好辛苦。
看看这几个月发生的毕业生求职悲喜剧。石家庄女大学生投水自杀，身后留下10万字的求职日记；北方工业大学15名应届毕业生集体上网“拍卖”，叫价月薪2000至3000元；还有济南女生街头发求职启事，应聘“专职太太”……
“2009大学生就业”大戏刚拉开大幕，就被渲染得如此悲壮。
中国社会科学院在2009年《经济蓝皮书》中称，截至2008年底，有100万名大学生未能就业。而2009年高校毕业生规模达到611万人，比2008年增加52万人。大学生就业被普遍认为进入30年来最艰难的时期。今年两会期间,民进中央常委、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预测，今年大概只有300万的学生能够找到工作。
大学生不吃香了，“海龟”派也早已不再光鲜。一位国际猎头公司经理听说记者正调查大学生就业，极力建议采访“海带”（海待）：“你想采访几个，我给你介绍几个！”而那种家里花四五十万元送出国镀金，归国后被迫在小县城卖保险的“极品海龟”，也着实存在。
天之骄子的命运从来没有如此狼狈。面对悲惨世界，人们的第一反应是：到底是为什么？
有的说是经济危机。今年3月，上海对外发布的调查报告称，受金融危机影响，当地逾半数外企今年不招收应届生，其他有招聘计划的企业岗位数量也极有限。如果将就业问题归之于金融危机，那为何去年还有100多万大学生未就业？
还有的怪罪于高校扩招。据统计，2008年全国高校毕业生达559万人，比2007年增加64万人；而今年高校毕业生规模进一步增大到611万人。但问题是，世界上有哪个国家会抱怨自己的大学生太多？
我们不妨从80年代、90年代与当下，这三个年代大学毕业生的求职经历来重新审视眼下所谓的“大学生就业危机”。摘录一个让生于70年代、80年代的人感到心酸的段子：
当我们读小学的时候，读大学不要钱；
当我们读大学的时候，读小学不要钱；
我们还没能工作的时候，工作也是分配的；
我们可以工作的时候，撞得头破血流才勉强找份饿不死人的工作；
当我们没找工作的时候，小学生也能当领导；
当我们找工作的时候，大学生也只能洗厕所
……
问：我们这一代到底招谁惹谁了？”
这一代没有惹谁，他们的心情之郁闷也可以理解。上个世纪80年代，大学生毕业国家包分配，基本不用为饭碗问题发愁。于是，有网友呼吁：恢复分配制度！但所有人都明白，“美好时光”已经不再来了。
内地毕业生分配制度，最早于1951年由当时的政务院决定，“高等学校毕业生的工作由政府分配”，这事甚至由当时的共和国总理亲自来抓。改革开放初期，百废待兴，沿袭计划分配制度，那时候大学生是各单位争抢对象，只要是大学生，抢来再说，干什么再商议。
1987年，是大学毕业分配制度的一个转折。那一年，首次出现大学生被接收单位退回的现象。经过两年摸索，国务院于1989年批转了当时国家教委“关于改革大学生毕业分配制度的报告”，这也是用人单位与毕业生双选制度的开始。于是，90年代的大学生虽然也开始投简历面试，但通过市场选择个人喜好职业的同时，还可以指望国家给自己找个归宿。
随着1999年大学扩招的引擎强势发动。各大学人满为患，于是，开始在天南海北迅速建设“分校别院”，四处飘荡着“建设国际一流名校”的口号，上大学费用也一路飞涨，大学生越来越像流水线上制造的产品，“就业难”开始成为社会话题。
无疑，毕业分配制度的变革是与整个社会和经济发展转型相适应的，市场经济越来越发达，毕业生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市场化。而从先前的分配制度到现在的自由选择，毕竟一种进步。
自由选择，意味着你可能不选择任何用人单位，也可能没有任何用人单位选择你。
全国青联及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所曾于2005年联合推出《中国青年就业状况调查报告》，调查对象为15岁至29岁的青年，调查结果显示，截至当年，我国青年失业率为9%，高于社会平均水平。而大学毕业生一般在22－25岁这个年龄段，正是处在以上调查范围内。由此可见，大学生找工作难的背后，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我国目前青年就业形势整体困难的写照。
中国农业大学校长柯炳生表示，大学生就业难将是一个比较长期的趋势。但他认为，大学生数量不是就业困难的主要因素，因为只有25%左右的新增劳动力是来自大学毕业生，“质量问题才是关键”。
经济发展模式拖累优势群体
我国大学生占人口比率不高，却难找到工作。近几年，我国经济以9%、10%的速度增长，但主要是依靠低技术的劳工实现，不同于当年日本经济依靠技术出口实现的增长。南都周刊编辑罗灿记者·罗小敷实习生·李颖娟

2008年11月，河南郑州的一场招聘会上，求职者冲破保安防线。
现在的大学生就业形势究竟有多严峻？公开的数据显示，2009年我国将有611万大学毕业生，除去国家计划招收的30多万研究生，剩下的90%以上要面临就业问题。如果按照70%的就业率计算，将有170多万人找不到工作。
然而，这可能是乐观的估计，因为今年还得考虑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1999年全国高校扩招后，就业难问题年年都在谈。究竟是什么导致了就业难？大学生究竟何时找工作不再难？记者专访了麦可思人力资源信息管理咨询公司总裁王伯庆博士。
10个专业集中三成未就业生

南都周刊：1999年高校扩招后，我国大学毕业生从2000年的不到95万剧增到今年的611万。从社会人口发展结构来看，如何看待这个数字？
王伯庆：根据马丁·特罗的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以毛入学率为指标，15%以下的高等教育属于精英教育，15%至50%转入大众化阶段，50%以上的则是普及型高等教育。根据教育部的统计，18-22周岁的人口中，2006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22%，我国的高等教育尚处于大众教育阶段，大学生占人口比率相对还比较低。
南都周刊：为什么比率不高，大学生却难找工作？
王伯庆：今年就业难，有金融危机的影响，但这并不是根本原因，大学就业难问题已经存在好几年了。综合来说，有这三方面的原因。首先，最重要的因素是我们国家的产业结构是一个低技术含量的产业结构，近几年我国经济以9%、10%的速度增长，但这些增长是依靠低技术的劳工实现的，对大学生的需求比较有限。
在上个世纪60年代，日本经济也处于10%的高速增长阶段，但它依靠的是技术出口实现的增长。因此，当时日本的大学生非常抢手。所以说，在经济高速增长时，大学生的求职本不应该成问题，之所以我们出现问题，主要原因还在于中国的经济结构不合理，这不是一个对大学生有较大需求的高速增长，而是依靠农民工的高速增长。
另外，高教培养出来的人才不能满足服务产业的需求。服务产业，不仅仅指餐馆、娱乐，还包括咨询公司、软件开发公司这类技术含量高的行业。事实是，一方面这些企业招不到人，另一方面大学生找不到工作。比如说，IT公司常抱怨招到的大学生虽然学的是IT，但却是10年以前的技术了，培养出的学生与社会技术进步的需求变化脱节。
第三是供大于求的专业盲目扩张。我们曾做过一次调查，2007年的本科毕业生中有约30%失业人数集中在少数的10个专业里，我们国家有500多个本科专业，说明这10个专业确实是严重过剩了。但是明知道这一点，为了能够收学费，扩大办学规模，很多学校还是通过跑关系来争取设立这些专业，比如法学、计算机、艺术、体育、新闻等等。这些不具备办学条件强制设立的专业，都属于“三鹿奶粉专业”，学生花很多钱去读，最后找不到工作。而且现在就业再差的专业，学校都称其就业率是80%。所以我觉得一定要有个惩罚机制，让高校就业率透明化，让消费者和市场来优胜劣汰。
许多大学生本来是卖不掉的

南都周刊：有哪些解决问题的建议？
王伯庆：从长远来说，调整产业结构是最重要的，给大学生更广阔的就业空间。其次，要改进大学教育，真正能够跟随劳动力市场需求，培养社会需要的人才。而目前最需要迫切解决的还是控制供大于求的专业，如果一个大学已有的专业就业特别差，国家一定要痛下决心让学校砍掉这些专业，而将招生的权利只保留给那些办学条件好、就业好的学校。比如说法学，北京大学这些有实力的学校可以办，但高职高专等也办法学就没有什么意义。
从这三方面入手，才能切实有效解决问题。现在政府推出的帮助大学生就业的政策中，当兵也好，当村支书也好，考公务员或者自主创业也好，都是临时措施，解决不了根本问题。而且，大学生自主创业毕竟是少数，即使在美国，大学生自主创业也不是主流。
南都周刊：在大学生就业问题上，国外有何经验？
王伯庆：国外政府一般不会单独为大学生就业问题采取措施，这样做会对没上过大学的人不公平。更多的还是高校在教学内容上下很大功夫，让大学生能够满足需求。
大学生在发达国家属于就业的优势群体，他们要找工作相对容易。政府需要改善的不是大学生就业数量，而是就业质量，但是中国现在需要解决的还是大学生就业数量。外国高校的就业指导中心就一个办公室、两个工作人员，给大学生提供就业资料。这是因为他们在培养的环节中就已经能保证大学生能够适应社会需求，它“生产”出来的产品首先是市场需要的，因此不用花很大功夫去推销，而我们大学培养的学生许多本来是卖不掉的，只有拼命往外推销。
天之骄子，国家包养
1980年代是一个单纯且怀揣梦想的时代，读读海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诗句，便能获得心灵最直接的温暖和抚慰，而“理想”一词，还在大学生的字典里闪闪发光。他们被崇高的使命感激励着，踌躇满志，渴望建功立业。国家 “包养”的体制也让他们终身有靠，从而不用太多考虑形而下的苦恼。
编辑吴金记者·王越北京报道

1981年北京大学的学子。那时候的中国大学生，衣着朴素，理想高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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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在江湖,但江湖中有我的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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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上大学，等于捧上“铁饭碗”
已经在湖南文艺出版社工作多年的邓映如是北京大学中文系81级学生。他至今还记得，1985年那个溽热的7月，他在一天时间内办好了自己的户口和粮油关系，并在当晚便带着单薄的行李，踏上了返回故乡湖南的火车。全系同届有51位同学，大概只有六七个人像他这样回到了故乡工作，其余的全部留在了北京。
那尚是人们习惯以45度角仰视大学毕业生的年代。作为奇货可居的稀缺人才，大学生被称为“天之骄子”。当年第四军医大学的学生张华为了救落水农民不幸身亡时，还引发了一场大讨论：是不是值得用大学生的命来换农民的命。尽管从人道主义的角度来说，二人的生命并无高低贵贱之分，然而这场讨论，足见大学生在公众心目中的崇高地位。
在邓映如毕业这一年之前，我国的高校招生一直采用“单轨制”，由国家统一下达招生计划、统一招生，大学生除了可以公费读书外，每月还能领到数十元助学金，基本能够支付自己在校的日常开支。相应的，高校毕业生就业也采取“统包统分”模式。简单而言，在这种模式下，高校毕业生就业“由国家包下来分配工作，负责到底”，“统筹安排、集中使用、保证重点、照顾一般”，享受国家干部待遇。换句话说，只要考上大学，就意味着接受了国家的“包养”，捧上“铁饭碗”，从此终身有靠。更不用说邓映如所在的北大，是令所有中国学子都心向往之的顶尖学府，而他的文学专业，在当年也一度炙手可热，就业对于他们从未成为一个问题。
邓映如说，平均每人有五六种就业选择，对他和他的同学来说，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虽然从理论上说，当时毕业生要完全服从国家的安排，并无自由选择空间，但实际上，处于象牙塔尖的一流学府毕业生大多可以根据自己的志向和爱好主动联系用人单位，而且几乎毋庸置疑的，也都会得到无比热情的反馈。“不要说拒绝，就连‘考虑考虑’这样的托辞都没遇到过。”
碗里的饭不对胃口，也得往下咽
当时中文系毕业生大致有几个去向：媒体、国家机关或事业单位、企业，对于大多数怀揣着文学梦，希望在专业领域内有所作为的热血青年们来说，其理想程度依次递减。所以，如今绝对会令毕业生们趋之若鹜的去国务院、人大常委会担任公务员的就业机会，对当年的邓映如和他的同学们却并没有特别的吸引力。不过，在80年代的北大中文系毕业生中，有一位后来成为了耀眼的政坛明星。他是胡春华，这位1979年以全县最好的文科成绩考上北大中文系的湖北省五峰县人，1983年被分配到西藏团委任干事，现在他已经是河北省省长。
邓映如比胡春华晚两届，他的同学大多选择了报纸、杂志等媒体，一方面能够发挥专长，另一方面也不会远离文学。也有些人去高校从事了教学和研究工作，只有少数人进入国家机关，成为公务员。而进入企业从事行政工作这条路，几乎没有人考虑过。
邓映如的理想是做一名“铁肩担道义”的社会新闻记者，所以他也早早联系好了几家媒体，准备做进一步选择，却没想到一个偶然的“国家指令性计划”改变了他为自己设定好的人生轨迹。
“国家指令性计划”，又是一个富有计划经济时代特色的名词，通俗地说，这是国家亲手包办毕业生与某些用人单位之间的“联姻”。打个比方，假如煤炭部所属的淮南煤炭学院想引进北大毕业生，那么可以通过煤炭部申请向北大要人，摊上指标的毕业班就必须要有一个人顶缺，而一般情况下，来自用人单位所在省份的毕业生会成为首当其冲的选择。所以那一年，一个去向是湖南的“国家指令性计划”指标落在了湖南籍毕业生邓映如身上。
“铁饭碗”在这个时候显示出了它的弊端——固然不愁没有饭吃，但倘若碗里的饭并不可口，也只得硬着头皮往下咽。当然，不是不能拒绝国家的安排，但那同时也意味着无法获得学校开出的介绍信，无法证明自己是北大毕业生的身份和社会关系，更无法到其他任何一家用人单位报到。
年轻的邓映如在沮丧和无奈中度过了1985年的三四月份，毕业生办理户口留京手续的截止日期也过了，原本一心想留在北京的他只得打点行装准备回湖南，去他从未期望过、也全无了解的单位奉献青春。
二十多年之后，邓映如回忆起当时的情形还是不胜唏嘘。虽然在他离京的前一天，学校分配办突然通知他已经另有人顶上了“指标”，可北京也已注定不再是他所能停留和大展身手的舞台。他回到湖南，在从前一位老师的建议下选择了与自己专业比较对口的湖南文艺出版社做编辑。时光一晃就到了现在，他的记者梦成了个一生难以释怀的遗憾。
“包办婚姻”转向“自由恋爱”
也许晚几年毕业，邓映如的选择和命运都将有所不同。随着改革开放后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以及就业制度的相应变革，1985年国家颁布了《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开始对国家招生计划内的学生毕业分配实行“在国家计划指导下，由本人选报志愿、学校推荐、用人单位择优录用的制度。”自此，传统的“统招统分”制度开始向“双向选择”逐渐转变，供需方“自由恋爱”的曙光照进了铁桶一块的“包办婚姻”。
与此同时，商品经济也在中国社会中以日新月异的速度发展着。
到1988年，北大中文系84级学生韩敬群毕业时，毕业生们的就业形势已经悄然发生了改变。相比师兄那一届，“计划”的色彩淡了许多，可他们面对的选项也明显减少。尽管从专业关联度、社会美誉度和收入等多个方面综合考虑，媒体对于中文系毕业生来说仍然是最理想的选择，但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的吸引力显著提高。在韩敬群的同届同学中，就有好几位忍受着专业不对口的不适，去了南方的海关系统。
当年学习成绩优秀、年年能拿奖学金的韩敬群是班里公认的搞学术的好苗子。本科毕业后，他又留校读了三年的硕士研究生。
时值80年代末，以加速度飞快积累的物质财富让人们的思想遭受着摧枯拉朽般的冲击。也是在这个时候，“卖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杀猪刀的”论调一天天甚嚣尘上。坦白地说，高校年轻教师的惨淡待遇让学生时代的韩敬群受到不小的震动，另一方面，他也不愿在“每年必须发多少论文”的压力下被动地亲近他所热爱的文学，所以，还没到毕业分配的时候，他就明确了一件事：自己肯定不会继续留在高校里。1991年研究生毕业后，他按照自己的意愿去了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虽然年龄上差着几岁，但对于同是“60后”的邓映如和韩敬群来说，能够发挥自己的专业优势，在文学和文字相关领域里建功立业，是他们毕业时一致追求的首要目标。至于工作的薪酬待遇，完全不像二十多年后的今天这样，会成为许多毕业生择业的决定性因素。
在湖南文艺出版社，国家干部邓映如的起始工资级别是23级，领到的第一笔工资有50多元，一年以后转正，工资涨到了80元左右。刚去时，出版社在一个工厂的招待所里包了几个双人间，免费提供给新分来的大学生暂住。不到半年，又给他在一套三室一厅的宿舍中分了个带阳台的房间。没有居住成本，邓映如不但养活自己绰绰有余，而且每月至少可以存下一半工资，寄给在老家的母亲。对于他们这样的大学毕业生，几年后成家的时候，只要领了结婚证，就可以申请分一套两室一厅的公房，每个月只需象征性地付点租金。“消费”这个词之于他们是陌生和隔膜的，一无动力，二无能力，三无市场，单纯的生活同时也意味着较小的压力。
如果不考虑通货膨胀因素，韩敬群的起点相比师兄要高上许多，因为有研究生学历，他进入出版社后首月工资是170多元。和他是大学同班同学的妻子的工资与他差不多。两个人收入加起来有400元左右，但他的感觉仅仅是够维持正常的生活，远不如师兄宽裕。
他记得毕业后不久有位同学帮他们搞到了一台日立电视的指标，价格约折合人民币3000元，相当于他们俩大半年的收入。思想斗争了很久，他们决定买下。基本全无积蓄、也很难从清寒的父母那儿得到支援的他和妻子四处告贷，终于凑出了这3000元，之后便过了好一段拼命省吃俭用攒钱还债的窘迫日子。几年后他们有了一间19平方米的小平房，虽然挤迫，可在大多数还居无定所的同学们看来，已经是非常幸福了。
在韩敬群安贫乐道的同时，他的87级师弟王旺桂抛弃了北京某国营制药厂办公室主任的工作，南下广州，成为第一批“下海”试水民营经济的弄潮儿。王旺桂说，之所以做出这个勇敢的决定，一是因为广州那家广告公司可以给他开出高得骇人的1500元月薪，二是因为相较原来炮制公文的活儿，他的文字驾驭能力在新工作上要有用武之地得多。
从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从邓映如，到韩敬群，再到王旺桂，北大中文系毕业生们的去向越来越分散和多元。韩敬群大略地算了一下，加上中途转行的，他的同班同学中现在真正从事文学相关工作的人占比不到一半。仍对文学怀有理想主义情结的他虽然在出版行业已经算事业有成，却还是把自己归入了“失意者”的行列。现在自己经营着一家文化公司的王旺桂也与师兄心有戚戚焉。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江湖
作为曾经的大学毕业生和如今一届又一届新的大学毕业生的领导，韩敬群常常为他的后来者们感到莫名的担忧。他能清楚地看到他们的压力、迷茫、不安全和不确定。和自己那时候相比，他认为社会评价人才的标准越来越严格，而大学毕业生们能得到的机会也少多了。
而他的师兄邓映如用了更直白的比方来形容大学毕业生贬值这一事实：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上过高中的人已经算了不起的文化人，可是到了80年代，上过高中的人比比皆是。如今大学毕业生的普遍程度，与80年代的高中生大致相当，相对而言含金量不如当年的大学毕业生，因此也不能期待受到“天之骄子”那种抢手的待遇。当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变成大众教育，社会对于人才的起评线已经提高，这是时代的进步，却并不意味饭碗的绝对数量在变少。
让邓映如和韩敬群都忧心忡忡的，是越来越畸形单一的评判“成功”的标准对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心态和之后职业生涯的影响。仿佛当官与赚钱才是成功的标志。
韩敬群说，直到现在，他们同学聚会时都不会把挣钱多少、官阶高低作为相互比较“成功”与否的标准，大家衷心佩服的，仍然是那些才华横溢、能写出好作品的同学。然而他也很理解当下的毕业生们在就业过程中愈发直奔主题的思路，毕竟他们初出茅庐就要与残酷的生存短兵相接，连缓冲和喘息的机会都很难有。同情、着急，可是爱莫能助。
2008年10月，北大中文系84级同学举行了他们的毕业二十年聚会。在为这次聚会专门制作的纪念册上，韩敬群在后记里写下这样一句话：“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江湖”。
双轨之下，不愁工作愁选择
1990年代是个过渡的年代，统分和并轨收费并存，又恰逢中国经济的腾飞，这个年代的大学生既没有统分制下的拘束，也没有市场化后的就业重压，尽管不再是昔日无上光荣的“天之骄子”，但也没沦落到今朝“落地的凤凰不如鸡”。他们在尽享择业自由的同时，也第一次有了“乱花渐迷游人眼”般的欢乐烦恼。
南都周刊编辑张鹏记者·石宴瑜

1994年，假期中的一群大学生悠闲地乘坐小船沿长江游玩，他们那代大学生并没有太多的就业的压力。
过渡生
看着报纸、电视上关于大学生就业难的铺天盖地般的报道，在媒体工作的何燕会不禁感叹世道之艰。
何燕是中山大学中文系1994级的毕业生。1994年，对熟悉中国的高等教育变革的人来说，是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另一个历史节点。那一年，原国家教委发出了《关于进一步改革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和毕业生就业制度的试点意见》，明确提出国家不再以行政分配而是以方针政策为指导，从招生开始，通过建立收费制度，以奖学金制度和社会就业需求信息引导毕业生自主择业。
包括何燕所在的中山大学在内的37所部属重点高校则是并轨收费制改革的第一批试点。四年后的这届毕业生达到了创纪录的106万人，是当时新中国成立以来高校毕业生数量最多的一年。当时，国务院还特别下发通知，要求各地政府处理好比较严峻的就业形势，做好1998年毕业生工作的安排工作。
“1998年我毕业时，找工作就已经有里不良的苗头。” 何燕说她至今仍清晰记得毕业前的一幕幕场景。
“讲台上的系党总支书记邱国新老师仍旧是一副和蔼可亲的笑容，面带笑容着讲出的话也没让我们感到有什么不同。”何燕说，1997年年底，在中文系94级学生就业形势分析指导会上，邱老师说了很多话，现在回想起来其实只有两句话是重点，一句是“各位靓仔靓女们，你们该考虑投点资，买套正式的衣服去面试”，另一句是“93级的师兄师姐的就业情况相当不错，你们不用担心。中文系的学生就是万金油，只要愿意吃苦，到哪里工作都可以胜任”。
“师兄师姐的就业情况相当不错，为啥还提醒我们万金油、吃苦？”当时不解的何燕现在觉得老师是在有意给学生一些隐约的暗示。
在开这个会之前，班里大部分同学都像何燕一样，对于就业并没有太明确的概念。过去的三年大学生活，大一忙着参加广播站、合唱团和话剧社等社团活动，大二忙着考英语四级和计算机，大三又一轰隆准备过英语六级和实习，进入大四，除了要写毕业论文，还要准备登上社会的大舞台了，那种感觉有点蒙。
隔壁402宿舍的冯樱是少有的目标坚定者，她入学时就规划好了未来就是要做记者。亢小燕则打算做警察，她总是笑着说“穿上警服多有型啊”。同班那两位爸爸都是房地产公司老总的广州女同学，更是一早就明确不会参加系里的任何推荐，她们早就有了前程：一个确定会进爸爸的公司，另一个则会到某大报的体育部。
大多数同学都不确定自己打算找什么样的工作，只是笼统地知道，最好是份能解决户口、稳定的工作。班上66个人里，除了6个保送读研究生的，近50人都报名参加了全省公务员资格考试，这些情况都在邱老师的意料之中，因为历史证明，进入政府机关和媒体的中文系毕业生占了相当大的比例。
笼统或是没规划并不重要，因为他们都坚信，工作总会有，面包也会有，而且还不会差到哪里去。
信心

隔壁宿舍的美女英子总是给大家说她哥哥、厦门大学计算机专业的1991级毕业生西门的经历。“我哥哥他们毕业的时候，大家都是自己找工作，因为学校推荐的单位大家都瞧不上，像福建省图书馆，到他们系里要人时，大家一听这种单位，就嚷嚷‘当图书管理员啊，谁去啊！’他们看中的可是银行、海关、外企这样的肥缺。”
英子还说，他哥哥的一位同学毕业去了海关，一报到就分了两房一厅，那福利真是好得让人羡慕。当时签下来单位后，这位同学请大家喝酒，大家都开玩笑说，“海关这种单位很危险啊，诱惑多，你可千万别栽了被抓啊！”几年后据说这位海关老兄果真被抓了，罪名是协助走私受贿了几百万，当然这是后话。
“中大不比厦大差，咱们找不到海关、银行，工商、税务应该可以吧，没有两房一厅，咱总会有个单间的破宿舍吧！”英子的话让大家信心满满，于是何燕和她的同学们没事时会畅想未来的新单位以及单位给自己的房子。
何燕自己也相信自己能谋个不错的职位。她的信心来自于广州美术学院1998届的一位外号“老陈同志”的老乡。尽管老陈的专业比较冷门，但班上的同学在毕业前都在广州找到了下家，而且大多自己找的。老陈他们没毕业时就几乎都做着兼职，甚至有个同学还没毕业就已经挣了40多万了。
“冷门的专业，都能在广州全部谋到职位，万金油的中文应该也不会差。”每想到这里，何燕总能找到乐观的理由。
事实上，这一届中文系的毕业生在广州确实有着不错的机会。1998年2月，广州市政府下发的《关于1998年申请接收普通高校毕业生的补充通知》里，明确指出要优先录用“本科以上的机械制造、计算机和中文秘书等紧缺专业”，而国际贸易、国际会计、经贸英语等专业学生将限制接收。
“我清楚地记得，当时中文系的学费是每年2500元，热门专业的国际贸易和国际会计则是3500元，学费低的反而优先录用，学费高的却是限制接收，真是一个讽刺。”现在的何燕回忆时总会笑。
事实上，机会确实不少。
1997年的秋天，广州依然炎热。学五饭堂门口的公告栏上，就陆续出现了花花绿绿的海报，宝洁、壳牌、华为，这些如雷贯耳的大公司，已开始陆续进驻中大“招兵”了。
等待

对于中文系的毕业生来说，外企并不是最有吸引力的工作，在双向选择的就业政策下，不同学校和不同专业的毕业生都在努力地各取所需。
“双向选择”的政策出现于1988年，与以往国家对高校毕业生统包统分的政策不同，学生在国家方针政策指导下选报志愿，采取由学校推荐、用人单位择优录用的就业方式。在这样的政策下，学校不再拥有绝对权力，毕业生开始有了择业自主权。何燕那届并轨生，仍然是在双向选择中“自主择业”的。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外企、民企，只要有单位接收，学校都会放行。
但是要想找份好工作，到底该做些什么，何燕心里并没有底，只知道同别人一样添置行头，赶制简历。
在老师的指点下，班上的男生开始买西装，女性买套裙等。何燕20年的人生里也第一次穿上了黑色套裙。“这套毛料套裙价值480元，牌子是百图的，而我一个月的伙食费也才不过350元。”不过后来听师姐说广州火车站附近的白马时装城很便宜，班里有个海南女同学去买了两套衣服才花了300块钱，这让何燕曾经骂过娘。
接下来是制作个人简历。因为大部分同学都在媒体实习过，资料基本都是一叠厚厚的剪报。学装潢的同学义务帮忙设计封面，舍得花钱的同学更是用高级纸把简历分成几个颜色区，以区分简历中不同部分的内容，对于，照片大家都明白，虽然用人单位不会以貌取人，但把照片弄得漂亮些总不是坏事。
何燕他们同学都知道的一个小插曲是关于李武的。他是班上最后一个签约的人，当时，一个报社听说他还没落实工作，而报社正好就有一个进人名额，就通知他去面试。他的副总编后来喝酒时告诉他，面试其实就是想看看是不是“歪瓜裂枣”，看到他模样端正后什么也没说只扔下一句话“好，签约吧！”
但也有些工作不是长相好就能决定的，还需要加分的“软件”，比如是否入党。1998年公务员的招考中，有部分职位明确要求只招党员。何燕班里只有一批大三时发展的入党积极分子，毕业前，这拨人中里只有部分能发展为预备党员。为了争取这张王牌，有人开始“使暗劲”。班上有个女同学，性格乖巧，在同学里人缘挺好。找工作的这段时间，她很少住在宿舍，于是在考察表现的时候，有人打了小报告说她住在男朋友那里。再后来，公布名单时她果然落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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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在江湖,但江湖中有我的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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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在楼道

只看该作者 2 发表于: 2009-04-28

欢喜

大多数没有背景的同学，只能等待用人单位到系里挑人。老师们会根据对方单位的要求酌情推荐若干人，而她们每天都会穿得一本正经，等待机会来临，然后，在机会中选择更合适的。
时间到了1998年4月，班里有半数以上的同学都落实了单位，尤其是外省生源，因为学校之前声明，过了4月就将把档案转回生源地。
当时同一个宿舍的六个人中，有两个基本敲定进机关端起公务员的铁饭碗。家在北方的何燕虽然心里着急，但还在等待，她手头已经有个垫底的单位在惠州，但她却希望留在广州。
何燕的命运在4月中旬敲定。那时广州正是回南天，天气潮湿，在去资料室路上的何燕被老师叫住，“广州一家国企党群部门要招人，你来试一下吧。”老师说。
“哦”了一声后，何燕参加了面试。三个月后一男一女的面试官，成了她的上司。
1998年，广州提出了“一年一小变，三年一大变”的城市建设口号，对参与建设的企业用人也有特别政策，允许申报接收毕业生的时间延长至4月30日。何燕正是这个政策的受益者之一，录用她的企业是参与广州建设的重点企业，所以，何燕如愿留在了广州。
几个月后，同宿舍6名女生中，来在中山的小虾回到家乡，她进了移动公司，广州女生gigi进入了广东电台做起了编导兼主持，靓女莹则到广州另一著名高校做行政工作，两位过关斩将的女生则如愿端起了铁饭碗，何燕进入国企。
如果按现在的行情来说，同宿舍的6个女生的工作都不错，甚至令人艳羡。
11年后的今天，她们同样都混得不错。有句话说得好：毕业的那刻起，阶级就划分了。她们的起点阶级都不赖，所以现在也不赖。
几天前，在中山大学体育场举行的招聘会上，当看到一名瘦瘦的湖南大学的女生，被广州一家汽车企业拒绝了简历，而原因是“我们只招本省高校的毕业生”时，何燕明白，开放包容的广州，现在已不是个可以让人圆梦的地方。
每个人都明白，其实原因很简单，现在大学生人太多了。（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名均为化名）
京穗大学生，“飞人族”求职记
经济危机、大学生、找工作，当这三个词在2009年的春天碰撞在一起，面对一职难求，大学生“求职飞人”越来越多。附近省市的招聘会，坐火车去；远一点的，坐飞机去。“哟，又来面了。”经常在火车、飞机上遇到有同样经历的“飞人族”，他们也会会心地打声招呼。南都周刊编辑罗灿记者· 张守刚实习生· 吴敏

中山大学资讯管理系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大四的女生，从左到右依次是吴玉琴、张洁、张彦箐、张瀛，她们同住在一个宿舍。但并不是人人都找到了归宿。
吴玉琴：同时拿到省农行和省移动客服部的offer，她最后选择去农行。从去年9月开始，她就网申了几十份简历，但很多都石沉大海，在深圳、广州的几场双选会投递简历也没成功。面试移动时从去年11月26日一直到今年的1月16日，其中经过了1轮笔试和7次面试“马拉松”式的求职，非常艰难地拿到了offer。
张洁：保研到上海交通大学情报学专业。2008年9月底在网上报名、投递简历；通过了简历筛选关后，10月上旬来到上海，参加了交大的笔试和面试。
张彦箐：前几个月忙着报考中大管理学院会计系的研究生，可惜没能考上；现在打算回家乡，报考甘肃省公务员选调生考试。她坦率地说自己的职业规划不是很清晰。
张瀛：保研到中大管理学院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刚上大四时，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允许跨专业保研的名额只分配到3个。她精心准备了笔试和面试。（记者谭伟山实习生童华灵）

为了告别的聚会，先把找工的烦恼抛一边。2008年12月31日晚，广州大学城广工宿舍外新觉青年公馆的空房子，有免费啤酒和音乐。这或许是大学城首个民间音乐团体——南噪3乐队——校园生涯的最后一唱。这天晚上7点一直放歌至凌晨，吸引了超过600名在校大学生前往聆听。谭伟山摄
4月17日，北京西站。23岁的女孩陈丽敏脚步匆忙，踏上了一列去河北石家庄的火车。今年将从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公共管理系毕业的她，已经记不清这是第几次参加求职考试了，失败、失败、再失败，一再击溃她骄傲的心。“现在的选调生考试，都很黑。”她叹息说。
经济危机、大学生、找工作，当这三个词碰撞在一起，2009年这个春天，在毕业生的眼里更多的是无奈和叹息。“不厚道”，中山大学人文学院05级的男生廖飞用这个词来表达自己的应聘感受。作为中大历史最悠久的院系之一，每年来中文系招聘的知名企业络绎不绝，而今年，来的多是些连名字都叫不出的小企业。
“江门一个摩托车厂的文秘都要求研究生学历，佛山一个镇政府要求至少做过学生会副主席，这都是什么条件！”
两三人签约，一两千月薪
3月下旬的一个深夜，陈丽敏独自一人拉着行李箱，走在广西桂林的街道上，心中一片悲凉。
白天的遭遇让她窝着一肚子火。为了参加这次毕业选调生考试，她从北京杀到桂林，忍受着小旅馆比平日高出两倍的价格，不曾想中午的时候竟被赶了出来。一脸横肉的老板给出的理由是：“这房间一直有人预订，中午得给人做钟点房。”一个文弱女孩有什么选择？她走出旅馆，门外下着大雨。
下午，她买了次日早晨7点返京的车票，不愿意再看旅馆老板的脸色，她决定到火车站将就一夜。在火车站的候车大厅迷糊到凌晨3点的时候，她被查票者叫醒了，然后她被勒令走出大厅，这次的理由是“你的车时间还早”。一天之内两次被逐出，她走在清冷的街头，打了几个哆嗦，觉得“只剩下半条命了”。
“所有的雄心壮志，都在那一刻灰飞烟灭了。”陈丽敏是那种文静安分的女孩，事业上没有野心。她的梦想是有份稳定的工作，工资能养活自己，然后嫁个好老公，过安稳日子。她的专业是公共管理，考公务员算是比对口，但几番考试下来，她发现自己离这个梦想似乎越来越远。
最早，她报考国家公务员折戟沉沙，然后，北京、广东、上海、桂林??她四处参加公务员和选调生考试，一面疲于奔命，一面不断接到分数没有过线的噩耗。按照最初的设想，她把老家桂林市的选调生作为“保底的工作”，因为选调生虽然也属于公务员，但一般是到基层工作，竞争相对小一些。
现在看来，这个想法是多么的可笑。“选调生考试都比较黑，像我这样在桂林一没背景，二没势力。肯定没戏。”
陈丽敏也许没意识到，她争取的公务员职位竞争是多么的惨烈。今年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员考试报考审查通过人数达104万余人，各职位平均竞争比例为78：1，大大高于去年60：1的比例。北京某些部门的录取比例更为悬殊，以北京海关为例，计划招录6个职位共100个公务员名额，但有11559人报考，录取仅为116：1。而中残联组联部“基层组织建设岗”一职，其4723：1的竞争比例更是让人瞠目结舌。
在这之前的2月份，陈丽敏到北京国际展览中心参加了有生以来的第一个招聘会。快下公交车的时候，她问售票员“国展怎么走”，售票员眼也没抬，回了句“跟着人流走就行！”让她大感意外的是，那天她投出数十份简历，却没有一家单位给她面试通知。
“我不大会跟人说话，还是网上应聘比较好吧。”她想。但随后的网投结果也不妙——几百份简历出去，除了几家小得可怜的私企，没有一个像样的单位给她面试机会。
陈丽敏对职位的要求并不高：“我觉得月薪2000元就行，然后给我上社会保险。”她也知道，这份薪水在北京连基本生存也很难，每个月租房就去了至少一半。“心情差的时候，总是想回老家，但回到家了，又觉得北京真好。那种落差好大。”
她内心纠结，摇摆不定。
陈丽敏的宿舍共4人，一个出国的，从读大一就设计好了未来的道路。一个考研失败的，决定明年再考一次，也可以暂时避开今年的就业危机。还有一个就是跟她一起找工作的是刘苒萌。
刘苒萌家在北京，找工作比起陈丽敏有些优势。“4月初，北京有个国企到我们学校招聘，要求是中共党员、北京市户口，符合这个条件的我们班里就两个。”两次面试下来，刘苒萌很顺利得到了这个职位。但谈到薪酬，却让她傻了眼：月薪1500元。“这个钱在北京没法活啊，我还得继续找。”
但这显然给了陈丽敏更大的压力。“苒萌之前没找到工作，别的宿舍同学也没有动静，我没有着急。但现在，我有点急了。”陈丽敏低声说。她还听说4月底如果没找到工作，档案就可能打回老家，这个没有确认的消息让她多了几分紧张。
她有个外号叫“哼哼”，问她什么，她就嗯哼几声。她比较懒，喜欢睡觉，早上10点钟起床算正常。起床后先打开电脑，去洗漱一番后，就坐在电脑前看网络小说，这是她之前的惬意生活。“她好像生活在幻想中。”她的舍友说。
现在，惬意生活彻底结束了。她开始睡不着，早上7点就会早早醒来，脑子里全是如何找工作的事情。
班里男生的求职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徐方宇是班里的团支书，现在工作一点谱也没有。他的精神状态跟陈丽敏有点相似，“表面很闲，不知道该做什么，到了晚上就睡不着觉。”
作为班干部，他对班上同学找工作的情况比较了解。班里一共有40人，出国的有两三个，考研究生的有一两个，其他的找工作，而现在签约的仅有两三人。“大部分还没有着落，大家都很彷徨。”

在大学城最后一次演出后，毕业的钟声也已经敲响。曲终了，人就要散了，明天大家各奔东西，该考研的考研，该找工作的找工作。谭伟山摄

雕塑专业的2009年应届毕业生杨先挺对找工作抱着顺其自然的态度，因为他现在的主要精力还是放在毕业创作上。摄影戴会锚
找心理老师谈心的人多了
说到今年的就业情况，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就业办的工作人员也连声叹气。“很一般，比起去年差得多。”去年，政治学院公布的就业率曾高达91.67％。班上几位同学跟记者说：“今年学校是指望不上了，还是得靠自己。”倒是学工部有个心理咨询中心，这几个月去那里找老师谈心的毕业生多了起来。
徐方宇是考研落败后，才加入求职大军的。今年2月7日，他走出研究生考试考场的那一刻，就知道考砸了。“没什么招了，开始找工作吧！”招聘会与网络投简历双管齐下，没什么效果，参加了五六次大型招聘会，仅仅获得了两次面试机会，“是保险销售类的，不是很合适。”网上回音更少，投100份，有回音的仅有一两份。
对这样的就业惨状，徐方宇和他的同学们刚入学的时候没有任何思想准备。“我们学校是共青团中央直属的，高考的时候提前录取，很多人分数比北大的录取分数线都高。那时候觉得工作肯定不用愁。没想到会是这个样子，心里很不舒服。”
事实上，他们的境况还远不是最差的。刘苒萌有两个高中同学，一个在北京联合大学，一个在北京城市学院，从来没跑过招聘会。“因为他们觉得自己肯定找不到工作。天天就在家呆着。”
打”飞的“四处求职
对张萧萧来说，北京与广州并不遥远。这个中山大学人文学院应届毕业生的记事本里，密密麻麻地记载着众多面试信息和日程表：
3月16日上海
3月20日上海
3月22日广州
3月25日广州
3月28日北京
……
整个三月里，这个“空中飞人”累积的飞行里程都够去一次北极了。为找工作下如此血本，也许只有今年的毕业生才做得出来。
时间倒回2009年3月9日，中大的考研初试分数公布，张萧萧的英语分数太低，录取无望。“压力似乎是一瞬间袭来的，这回不找工作不行了。”当晚，他开始上网寻找招聘会信息，并在网上订了一张去上海的机票。“买的是一大早的，便宜一些，6折。”
4月19日，坐在宿舍谈起这些时，张萧萧有些不好意思。“当时真的是急了，所以病急乱投医。现在想想，很幼稚。”他还记得，去上海的第一个面试，由于刚下飞机，又睡眠不足，他把应聘公司的名字都弄错了，于是很客气地被请出了门外。
在北京、上海，张萧萧第一次体会到被忽视的痛苦。“在北京、上海说起中大，他们都不感冒。”和北大、清华、复旦的学生一起面试，张萧萧感觉并没有太大优势，每次轮到他时，面试官总是不冷不热。“不知道这是不是我的错觉，反正那种滋味不太好受。”
自考研失败后，这一个月的空中飞人生涯，让张萧萧花去了5000多元的飞行求职费，除了父母赞助的2000元用来添置了西装，其余都是他积攒的奖学金。张萧萧说，为了不让父母担心，他没有向家里要钱。“三年的努力付之一炬啊。”这个腼腆的男孩苦笑着说，“最后不得不沦落到每天吃饭时间就蹲点蹭饭。”
4月2日，对于张萧萧来说是个特别的日子，他终于找到了人生中第一份工作，在广州一家事业单位做企业内刊。“工资不是很高，2000多，勉强够生活吧。”这时的张萧萧，语气中已透着轻松。据说，这在他们系里还不是最低工资，有些同学签了佛山的一个小家具厂当文员，起薪只有1500，比较下来，张萧萧觉得这样的条件已经算可以接受。不管怎么说，这只是第一份工作，他决定先不计回报地好好干。
一职难求，像张萧萧这样的“空中飞人”，越来越多。附近省市的招聘会，坐火车去；远一点的，坐飞机去。“哟，又来面了。”经常在火车、飞机上遇到有同样经历的“飞人族”，他们之间也会会心地打声招呼。
同宿舍的廖飞来自北方，是个自信而健谈的人，他归结的面试秘诀是“能写、能说、能应酬，三者必居其一”，这三条似乎他都占满了，一手好文章、一副好口才再加上学生会副主席的头衔，这些都为他赢得了不少的offer。但说起自己的找工经历，廖飞的神情突然暗淡了许多。旁边的孙子峰捅捅记者暗示道，“他可是心里受过伤的人啊。”
深圳一家国企是廖飞面试的第一个单位，他面试的职位是董事长助理。过五关斩六将来到最后一轮面试，董事长的第一句话就给了他一个下马威——“请你向别人介绍一下我”。廖飞当时一下就懵了，他根本没做过这方面的准备。“没有做好功课，怎么做我的助理。”董事长淡淡地说了一句。
“这句话真的把我吓坏了，只能低着头不说话。”平常神气活现的廖飞傻了眼。为了缓和董事长的情绪，他拿起一旁的功夫茶壶，不停地给董事长倒茶。“功夫茶要滚水，瓷器又不隔热，回来一看手都给烫红了。”廖飞有些尴尬地笑着，“不过最后，我还是没进。”
最后，廖飞选择了去政府机关工作，“稳定是大前提嘛”。说着这话时，廖飞神色平淡，并没有半点喜悦，旁边的室友杨曦插话说，“为了这份工作，廖飞一直觉得很对不起杨楚。”
气氛一下安静了下来。廖飞点起一支烟，故意用一种轻松的语调说：“这也是没办法的，无心栽柳柳成荫啊。”原来廖飞和杨楚都报考了那个职位，但廖飞过线了，杨楚差0.7分。“那都是他复习公务员的书。”廖飞指着杨楚桌上一堆半人高的书说，“他从大三就开始准备了。”
对于考前一个月才开始复习的廖飞来说，这样的结果让他觉得不是滋味，仿佛他是那个背叛兄弟情义的小人。“社会就是残酷的，我们都明白。”廖飞让烟雾围绕着自己，看不见表情。
相对他们来说，宿舍里的另一个成员杨楚仍处于“水深火热”中。排两个小时的队只为投一份简历，坐两个小时的公车去面试，这些他早已锻炼到麻木。让他记忆犹新的是，一家往年招聘大专生的事业单位，今年去了几百个本科生，而最终录用的是两个研究生。
这让他第一次真正看到了找工作的残酷，“之前看到北大博士卖肉之类的新闻，总觉得很遥远，这回是真信了??”他不住地摇头，语气里透着无奈。说着话，杨楚的手机闹钟响了《我的未来不是梦》的旋律。他站起身，对着镜子整了整本已十分整齐的领带，跟宿舍的兄弟们道别。当天，他还要去面试，应聘一家公关公司的文案策划。
傍晚6点，疲惫的杨楚回到宿舍，下午的一场大雨，让他原本笔挺的西服已经有些皱褶，裤腿上也溅满了泥泞。“怎么样？”当所有人的目光集中在他身上时，杨楚一言不发地走向了自己的铺位。廖飞则默默地从抽屉里拿出啤酒，分给杨楚一罐。
来源：《南都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