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龙希成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龙希成香港报道
日期： Wednesday, December 29, 2004
所谓大学者 非谓有大楼之谓也 有大师之谓也 师资为大学第一要素 ———梅贻琦(1931-1948年清华大学校长曾主持西南联合大学校务)
人类有史以来，虽然也有文明灿烂的争辉，但国家间的竞争主要表现为军事和经济实力的较量。
自20世纪末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以来，国家间的竞争已主要表现为对人才资源的竞争，大学争创一流的竞争，核心则是大学制度的竞争。
自我国提出“科教兴国”以来，各地大学合并的浪潮风起云涌，政府也加大对大学，特别是对少数几所重点大学财政支持的力度。
怎样认识现代大学的功能和我国大学制度的现状？是什么人、什么标准在主导今天中国大学的走向？我们有哪些制度是亟待建立的？如果不建立的话将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
带着这些问题，本报记者龙希成专程采访了丁学良。
丁学良，曾就读于两所中国大学、两所美国大学，1992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后，先后在哈佛本科生院、国立澳大利亚大学亚太研究院、香港科技大学任教。2000～2001年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浙江大学三次作“何谓世界一流大学”的报告。
一.钱不是根本问题
《21世纪》：丁先生，有人说“一流大学”这个话题已经成为您的“专利”，因为您去年在北京等地所作关于“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的演讲，国内转载的报刊媒体不下400家。现在各地都在搞大学合并，政府对少数重点的大学的财政拨款大幅增加，人们对中国出现一流大学的希望殷殷。请问您怎么看待这一切？
丁学良：我的看法是，给定中国政府、社会今天资源的不平衡状况，我们面对的问题是：怎样在既定的现实条件下，尽可能使中国的大学，尤其是少数几所顶尖的大学，缩短和世界一流大学之间的距离？
客观地讲，现在是“赶”的问题，要跟人家平起平坐还早着呢。教育上“大跃进”是不可能的!
办大学同办企业有类似之处，但办大学比办企业更难，牵涉的问题更多。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企业尚难与世界500强竞争，我们怎么能够指望在更短的时间内，中国的大学跟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大学并驾齐驱？这不现实!
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要讨论：在目前条件下，怎么样能够让有限的资源，得到更合理的分配和更有效的利用，以便使得中国最主要的大学，在和世界一流大学缩短距离的进程中速度更快一点？
我要特别强调，现在无论是在社会上，还是在大学里，或是在媒体上，很多人都有一个观念，就是中国的大学办得不好，主要原因是钱不够。因此，要想把中国的大学办好，就要有钱。
这个说法同以前办国有企业的说法如出一辙。以前国有企业办得不好，列出的最重要的条件就是要资金，所以你银行要给我贷款，你政府要给我优惠等等。这个思路，如果我们从来没有经过实践检验的话，绝大多数人都会认同。但是，20多年改革开放过去了，许多人，尤其是那些有机会经常在国际上做比较研究的人，就怀疑这个说法是不是中肯？有没有潜在的误导的成分？
整体来说，中国政府对教育资金的拨款是远远不够的；但是，我们要看到，这几年来政府也还是对少数几所顶尖的大学给予了特别的财政支持。
此外，在少数几所大学中，有相当一部分的学院、系或者专业，已经非常会在中国的社会里找资源，而不只是向政府要钱了，比如工商界的捐款、海内外民间人士的赞助等等形式。对于这些大学、学院、系或者专业，他们办得不好，根本原因就不是缺钱的问题，而是缺合理的制度。
当然，随着资源的大量增加，这些大学也不是一点成绩都没做出来，也做出了一些成绩。
但是，相对于他们所获得的这么巨大的资源，他们所取得的成绩远远不够!而且在这个过程中还产生了许多问题，包括假冒伪劣在内的广义的学术腐败，包括对资源的利用不当或浪费。这些问题可能引发下一轮中国高教改革出现大量新的问题。这就像国企改革，如果没有一个比较公正的制度环境的话，你即使给了很多的资源，也不能把企业办好；同理，也不能把大学有效地改进。甚至钱给得越多，浪费越大。
为什么这么讲？我们看近代史上中国高教界出人才最集中的两个时期。自中国引入西方现代大学制度100多年以来，一个是“五四”前后，出了很多人才，可以说是群星灿烂，而这些人才都不是一个派别的，而是方方面面的。第二个出人才最集中的时期恰恰是中国最穷的那段时间，也就是西南联合大学时期，那时候是抗战。最早拿着中国国籍获诺贝尔奖的两个人，李政道、杨振宁就是那儿出来的。其实那是整整一代人才，尤其是做自然科学的研究，优秀者很多。
而这两个时期，中国高教界整体的资源状况，我不认为比现在更好。为什么在资源相对不充裕的情况下，出了那么多人才？如果今天那几所受到优待的大学，总是从纯粹经济资源的角度看问题，说大学办不好，根本原因是钱不够的话，我认为这是一个严重的误导。
二.什么是一流大学的体制
1.大学的自主性
《21世纪》：您说内地大学没有一个合理的制度，请问一流大学究竟应该是什么样的制度？
丁学良：大学本身作为一个制度(institution)，有几个核心的部分。首先，大学应该是一个独立的法人，能够对自己的行为负担独立的法律责任，不管它是私立大学还是公立大学，或是公私共建的大学，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显然，建立这样的独立机构之前，中国必须有相应的法律；这就像没有银行法就不可能有现代银行制度，没有公司法就不可能有现代公司制度一样，如果没有“大学法”或相关的法律，就不可能有现代大学制度。
一个社会有了这样的大法律环境后，创办大学的第一步，得有这所大学自己的“宪章”。这宪章就是这所大学的基本法，是不能随便改动的；小改动都要通过严谨的程序。
宪章的制定不需要白手起家，它首先参照了本国相关的法律架构，也参考了以前好的著名大学的宪章，同时也应该参考本大学目标所瞄准的国际上那几所最好的大学的宪章。
比如，在英国习惯法条件下，公立大学创办有两个基本文件。一个叫The University Ordinance，可译作“大学条例”，它是经由立法机构审定通过的该大学的“宪章”，规定本大学的目标，大学作为一个法人的各项权利，管理机构的设置，最高行政职位的构成等等。第二个文件Statutes of The University，可译作“大学章程”，它是在第一个文件下的具体化细则，规定在各级机构内各个委员会的设置、权利与功能、学位的设置等等。
第二步，从组织架构看，大学必须要有校董会。政府办的公立大学也要有校董会，其成员有的来自政府或立法机构，但更多的来自社会贤达，还有一部分是本大学的最主要的学术负责人。他们是本社会具有很高威望的公众人物，或是取得了很高专业成就的人。
校董会并不参与大学的实际运作细节，但每年都要开多次正式的会议，对大学的方向和重要举措进行监督、指导和规划。校董会不是政府某一部门的附属，而是由具备社会公信力和学术界高等职位的人士组成的该大学的监领机构，具有法律保障的独立自主权限。
大学的学术自由和学术自主由法定的宪章保障。
西方大学体制中有一样基本的东西，就是大学的自主性。就像在现代市场经济中，企业没有自主性就不成其为现代企业、就不能持续发展一样，大学没有自主性就不可能成为现代型大学，就会缺乏生命力。这一点大学与企业是共通的。
20多年来的中国经济改革，使人们达成共识：企业必须要有自主权；当中国的企业还是“衙门”或“衙门”附属品的时候，中国的经济没有希望。我们同样可以说，如果中国的大学仍然是“衙门”或“衙门”附属品的话，中国的大学没有希望。
2.教员聘用的程序与规则
丁学良：在校董会下面，大学设置自己的行政架构。
要保证大学运作的相对独立性和严格的学术标准，最重要的是，在聘请教员和对教员的学术成就进行定期或不定期评鉴的时候，依据什么样的程序和规则？中国内地要想办出几所在国际上受尊重的、在科研和教学上有可持续发展后劲的大学，最重要的是看这几所大学，有没有一套相对透明的、公正合理的、严格的聘请教员、对教员学术水平进行评鉴的规则？
《21世纪》：“公正合理”各人有各人的价值标准，不好谈；“透明”、“严格”，从普通教师的录用到大学教职的评定，内地似乎不缺乏这些标准。问题是如何理解标准的“素质”？
丁学良：大学的运作，要相对独立于政府机构，也要相对独立于工商财界，即便大学的资源主要来自政府或财界。因此在大学宪章中，必须有严格的条款，规定大学运作的规则与程序，必须强调学术标准主导而不是其他标准主导。
你说内地的大学现在就有严格的招聘和评鉴教员的标准，我看不到这样的普遍实例。
举例来说，像香港科大若要聘一个全职的教员———不管等级如何，从最起步的助理教授开始，都一样。第一，为了保证招聘过程的公正、透明和富有竞争性，招聘的广告须由“招聘委员会”开会讨论，逐字逐条定出对应聘教员的学术要求，是资浅还是资深的？研究方向是什么？等等。因为这牵涉到你把门朝谁开？开多大？而且要讲清楚本校对应聘教员的期待是什么。
第二，该招聘广告须用英文、中文同时刊登，要列出刊登广告的报刊必须有地方性的和全球性的。我很想知道，内地有哪一所大学招聘教员的过程是坚持这么做的？
这么做的重要性在于，尽少地使招聘新教员的过程受到既得利益的干扰，尽可能地把招纳人才的大门开得既透明又广阔。像香港科大招聘教员，中文的广告须在香港最重要的两家报刊登出，而且规定至少要登几次。这些技术上的规定十分重要。我不认为内地的任何大学，招聘任何地位的教员的时候，坚持这么做。
中文以外，更重要的是英文，因为香港科大的工作语言是英文。所以一份招聘广告至少要登在本香港的英文报纸上，登在北美或欧洲的两到三家对学术界影响大的报刊上，而且还要登在互联网上。
这几年来中国内地有几所大学花了很多的钱，宣传得那么热闹，要招聘什么样什么样的人。我们不知道他们是怎样招聘这些教员的？不知道他们的广告登在什么地方？不知道招聘的标准是啥？根据什么标准取舍？
我们这些人难道不是内地大学招聘的对象吗？
我们这些人难道没有资格进入竞争吗？如果连我们这些国内出去的专业学者都不在招聘对象之内的话，那你招聘谁呢？国内几所大学已经聘请到的那些人，其中就包括了几位在学术水准和资历上欺骗公众的人，基本原因就在于他们招聘的过程不透明、不公正，程序不合理。
如果招聘过程是透明、公正、合理的话，就可以把欺骗的情况大大限制。
比如我到一所大学讲学，听说有海外归来者把自己的学位说成PostMaster。国外的确有Post Doctor(博士后)，但绝对没有PostMaster这一说。所以如果招聘程序是公开的话，很容易查出这样的伪证，查出来他就要负法律责任。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广阔的国家，有着巨大的信息不对称，有很多人在国外留学，其中有不少人在外国混日子，混真假不明的文凭。如果没有一系列的相关制度作保证，那你怎么去舍假取真呢？
现在内地很多大学的教员在抱怨，说自己没有到国外拿过学位，而那些不管在国外什么地方喝了点洋墨水的人，似乎一回国就天然地比土博士们高级。我非常同情这种批评和抱怨。怎么样才能减少这种情况呢？这就要把招聘的程序和标准制定和实施得透明、公正和合理。“黑箱作业”一定会导致假冒伪劣盛行。
现在中国少数几所大学已经有了那么多的钱，请问用这些钱聘请的教员中间，有多少人经过公开、公正的竞争遴选？如果大学聘用教员的程序和标准不合理的话，一切问题都会产生，因为一所目标一流的大学，可以在其他方面二流三流，但它的教员队伍必须是一流的，它对整个大学的品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3.教员评鉴与外部评审制度
丁学良：招聘教员是第一步。招来之后，香港科大还有定期和不定期的对教员学术成就的评鉴。定期指每三年对较资浅的教员评鉴，看他在国际学术刊物上发表过什么文章，教学质量怎么样等等；不定期包括有人申请晋升或终身教职时对他的评鉴。如果大学不对教员进行定期和不定期评鉴的话，就会养了懒人、混混儿。
在内地的大学里，包括那些资源很丰富的院系里，教员做了多少有水平的研究？外界同行不甚明了。这就是说，虽然没有钱很难办成一所好大学；但有了钱，没有一个好制度，照样办不成好大学。这跟办国企一样，因为体制不好，很多有钱的国企后来都破产了，烂掉了。
《21世纪》：但我相信内地的大学一定也有学术资格的评鉴程序，问题在于评鉴的标准和程序究竟是怎么制定和操作的。
丁学良：香港科大评鉴教员的学术资格也不是本校说了就算数。国际上著名的院校，像哈佛大学都有标准的做法，就是看重外部评审。
香港科大把外部评审的分量放在不少于50%，有时大大超过50%。
等到教员在本大学里工作了几年以后，要从合同制转成“终身教职”。这在美国的大学里是最重要的一关。通过这一关以后，除非你在法律上犯了严重过失，或者经常不履行你的教学职责，否则拿你没办法。过这一关非常不容易，要看你过去那些年里的研究成果和教学表现，在国际上、全国和本校里，相对而言做的成就大小。
程序上最重要的是让你选择几篇自己认为是最好的论文(或专著)，包括还没有发表的，代表你研究方面最好的成果。
这些论文送给外部评审人去评审。外部评审人不是找一两位，香港科大一般都是找7人，甚至9人，都是国际上的资深学者，但不告诉你他们是谁，匿名“审”你。
香港科大选择外部评审人时有“六不准”：外部评审人不可以是你原来学位论文的指导教授们；不可以是与你共同发表过论文、论著的人；不可以是与你共同主持一个研究项目的人；不可以是你过去单位的同事；不可以是你现在单位的同事；当然不可以是你的亲属。
有了这“六不准”，当然不能100%地保证不出问题，但它会大大降低我们所谓的“猫腻”成分。我很想知道，内地有哪一所大学、哪一个院系在采纳这样的程序？
当然这个程序的成本很高，也不是说这个程序以后不需要改进了。程序永远需要改进，没有任何制度是没有毛病的。但在我看来，这个程序本身比现在内地任何大学所适用的程序，都要更透明、公正、合理、严格得多。
如果中国内地有三五所大学试一试这个办法，我相信，凭着他们现有的经济资源，他们赶上世界一流大学的步伐就会快得多、稳得多，我们中国的大学的未来就会更加有希望!这是我在作有关“如何创办一流大学”报告中多次强调的，也是我作为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期待的。
三.学术腐败的根源
《21世纪》：为什么内地有些大学有那么好的资源却改进缓慢呢？
丁学良：现在掌握着内地大学资源的人，有两类值得注意。一类是对学术没有兴趣的人，大学对他们来说不过是个当官、逐利的“名利场”，他们当然不会考虑提升学术标准。这类人占的比例越大，改革就越难。第二类人是有希望的，他们相对地对国外情况比较了解，在国外进修过、甚至拿过学位。但他们绝大多数都没有在国外研究型大学里做过较长期的教学研究工作，他们在国外当学生的经验，对大学的管理和运作还相距甚远，对像聘请教员这样的核心环节不甚了了。
除此以外，就是既得利益太强。因为只要公开、公正、合理竞争的制度运作起来，就大大限制了某些手中握有实权的人，他们的利益就会受到威胁。
学者并非圣人，他们在分析国企毛病的时候，可能会很透彻。可一旦他们自己成为某个大学或院系的头头，往往就会把分析国企毛病时所表现出的那种尖锐和透彻，打80%的折扣。这就是利益牵制头脑。这是政治经济学的普遍规律。
《21世纪》：也许这项制度太缺乏灵活性了吧？我们知道大历史学家陈寅恪在国外游学20多年，只求学问，不取文凭；钱锺书甚至连硕士学位也没有。
另据张五常介绍，经济学芝加哥学派的领军人物之一A.Director(系M.Friedman的妻兄)学历不过本科，著述不过10多页纸。按照您主张的那套招聘和评鉴教员的制度，这些人恐怕到好大学当教员的希望为零。
丁学良：首先我要强调，任何一项制度的制定，目的不是考虑个案，而是考虑通例。尤其是在规模比较大的社会，通例对社会发展的影响远远大于个案。在任何社会，如果没有管通例的制度存在的话，会出现什么样可怕的后果呢？
举例来说，“文革”前毛泽东对中国教育制度有过严厉的批评。如果从纯学术的观点看，他的批评有很多合理的东西。比如用僵化的考试办法“一考”定学生终身，分数压死人，学生没有时间读课外读物，等等。针对这些问题，当时中国想出一个办法，就是在“文革”中废除一切考试，包括废除大学入学考试，代之以所谓的工农兵推荐的办法。
如果中国从来没有实践过这种办法的话，纯从纸面文字上看，我想200年后的人们一定会觉得，“文革”时的推荐办法肯定为那些天才青年学子们开辟了自由广阔的天地。
但是，实际的经验却是，那时中国所有的大学入学都在开后门、拉关系、贿赂、搞特权。结果大学非但没有为那些少数的天才敞开大门，甚至连高中的教育水平都保持不了。
这说明，在一个社会里面，如果没有对90%以上的人适用的普适性的制度管理的话，其后果也一定保护不了少数的天才。一个出不了数量众多的人才的环境，必然不利于少数天才的出人头地。
第二点，我们要针对当今中国的具体现实说话。从照搬苏联模式起，中国内地的大学已经同世界一流大学落了那么远的距离。现在全国上下，包括政府和民间都急切希望办好大学，特别是缩短中国几所顶尖大学和世界一流大学之间的距离。
可是，由于内地大学教员的招聘和晋升的评鉴制度漏洞百出，太不严格，太不透明，太不公正，造成很多教员和大学生怨声载道；造成很多教员滥竽充数，很多教员多年来重复讲义，从来没有新的内容补充进去；造成很多所谓的研究论文是通过搞关系、送钱、开后门等腐败性的办法发表的(甚至剽窃)；也造成了中国社会假文凭的泛滥，并且由于学术资历的不可靠，造成学术骗子的春风得意、四处横行。
基于这样的现实，我觉得今天的中国社会恰恰是亟需一部比较公正的、透明的、合理的而且是对于90%以上的人普适的大学制度。当前首先应该解决这些普遍性的问题，以提升整个大学教育的素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