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博弈话语权悄然转变 理直气壮指责美元贬值

　　　业内专家表示,从此次对话目前传出的消息来看,第四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与前三次有着明显的不同。在这次会议上,美元贬值问题替代人民币升值问题成为中方指责美方的把柄；其次,美方首次正式提出中方价格管制的问题。
 
　　在此次对话开始之前,中方依然送给美方一个大礼包,但是,这个礼包比以往任何一次都大???价值136亿美元。分析人士表示,中方希望这个超级礼包能够减少人民币升值压力,大大加强我们在对话中的话语权。

　中方指责美元贬值对发展中国家造成伤害

　　人民币汇率的问题仍然是不可逃避的一个焦点。但是,与以往不同的是,在保尔森指责人民币汇率的同时,作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周小川也踢出了临门一脚,开始有力的回应:美元贬值才是人民币被迫不断升值的罪魁祸首。

　　业内人士表示,这是一次话语权的悄然移交,是该我们理直气壮地要求美国在汇率问题上承担责任的时候了。

　　保尔森在此前表示,虽然中国政府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包括自2005年7月以来人民币兑美元已累计升值近20%,但人民币仍需进一步升值,人民币汇率弹性仍需增强。

　　而周小川17日对此问题的回应是,美元贬值造成包括原油在内的基本商品价格上涨,进而推动中国通货膨胀,而这样的情况“许多发展中国家都感受到”。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陈宝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我们应该使美方理解美国如不改变这种政策,对于自己抑制通胀和维护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是极为不利的。”

　　周小川则指出,美元疲软推高了原油和其他大宗商品价格,引发通胀并对发展中国家造成了损害。他在“管理金融和宏观经济周期”的分论坛上说,“飞涨的大宗商品价格对中国人民币汇率造成了过度的压力,并导致中国通胀上升。许多发展中国家已经感受到了这种刺痛。”

　　美方表示将干预市场阻止美元继续贬值

　　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梅新育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美元大幅度贬值在世界经济中造成的混乱已经有目共睹:初级产品价格扶摇直上,全世界通货膨胀压力加剧；国际贸易计价结算货币混乱。“除此之外,最大的后果是‘山姆大叔’借此变相赖债。”

　　根据美国商务部的统计,到2006年末,外国在美资产已达162946.19亿美元,扣除美国海外资产137549.90亿美元,美国净负债高达25396亿美元。梅新育表示:“由于中国是全世界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且储备资产绝大多数是美元计价资产,中国由此受害特别深重。”

　　对于美方是否迫于中方压力,进而干预市场阻止美元贬值,一些专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都表示,可能性不大。

　　而保尔森的回应是,不排除布什政府与其他国家携手干预汇市,在外汇市场上买进美元的可能性。

　　“这是美方在谈判中的一个策略。”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战略研究所张明表示,他预期:“在今年年底之前,美元都不会停止贬值的步伐。因为,强势美元目前并不利于美国经济复苏。”

　　在陈宝森看来,美国常用汇价决定于市场供求为托辞,强调政府对汇价干预无效,其实并不尽然,美国的政策手段依然是有的,关键在于意愿。

　　美方首提中国价格管制问题

　　第四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中,值得关注的是,能源问题开始替代汇率成为焦点。从会议现场传来的消息:中美双方已经就中美能源与环境十年合作的框架文件以及优先合作领域达成了一致,并且正在积极推进五个行动计划的制订。

　　在这次的对话中,美方开始针对中国的价格管制提出质疑。据参加此次对话的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晓强透露,美国官员在此次对话中还谈到了中国的能源价格管制问题。

　　中方官员当时的回应也表示,中国政府的确认识到,价格体制应该反映资源稀缺程度、市场供求关系以及产品生产所应该负担的资源、环境成本。

　　“美方一直将推高世界油价的责任推在中国身上,他们想借此次对话迫使国内放开油价电价的管制。”张明向记者表示,中国目前也正在考虑放松价格管制,但是,不会迫于美方的压力而立刻放松。

　　对于中国国内燃油和电力的价格管制,保尔森此前就在公开场合表示过关切。近日,中国国家发改委也公开表示,将采取一系列措施,以推动节约能源、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包括继续实施有利于节能的经济政策,并积极稳妥地推进能源价格改革,以理顺成品油、天然气价格。

　　“但关键是选择适当的时机。”张晓强说,中国今年面临近十几年来最大的物价上涨压力。1月到5月,居民消费品零售价格上涨了8.1%,目前中国政府把“防止结构性膨胀发展为全面通货膨胀”作为更加紧迫的任务。在这种情况下,对于成品油价格这方面的大幅度调整要抱慎重态度。

　　张明指出:“我们不能因为美国的压力就要放松价格管制,只有当这项措施切实对中国有利时,我们才可以去做这件事。”而梅新育也表示,“这件事情不需‘山姆大叔’多劳神。”

　　本报驻京记者吕天玲

　　中美战略经济对话须解决可持续性问题

　　第四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已经开幕了,这很有可能是11月份美国大选之前最后一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也是本届美国政府最后一次有意义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因为在美国大选结果已经揭晓而新政府尚未正式就任这段空档之间,且不说美方各个部门主管都在忙于准备移交而无暇认真准备深入的对外谈判,就是举行了深入的对外谈判,新政府能否接受认可其结果也是未定之数。在这样的背景下,中美战略经济对话需要解决可持续性问题。

　　这里所说的可持续性问题,首要的就是这个对话机制自身的持续性,换言之,也就是在美国新政府就任之后这个对话机制能否保持?在形式上保持之后其定位作用能否保持?考虑到美国大选正在如火如荼展开,新政府半年之后将要上台的前景给这项机制在形式和实质上的持续性增添了不少不确定性。根据美国既往的纪录,我们不能太过低估这种不确定性,中美双方需要为此作出安排,美方需要对自己的谈判伙伴增信释疑。

　　一项国际对话、谈判机制能否持续,取决于是否存在接连不断的需要解决的问题,取决于这项机制能否给双方带来利益、解决接连不断涌现的问题,甚至从根本上降低问题发生的概率。中美之间存在的问题之多,涉及面之广,国际社会有目共睹；而双边磋商、对话机制能否令双方都从中受益,却可存疑,因为山姆大叔在任何国际谈判中都始终有着发号施令要求对方执行的强烈欲望,在中美对话中也不例外,以至于“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有沦为“中美战术训话”之虞。而在中国,就总体而言,至今在对西方的经贸谈判中尚未摆脱被动局面,在对美国的经贸交涉中尤其如此。而中美之间任何一项对话机制,如果成为美国单方面提要求、中国就得照单全收的场所,那么这项对话机制也就基本上走到尽头了,因为这种状况注定不可能在中国国内赢得足够的支持,无论中国的某些“学者”如何时时事事都不忘为美国歌功颂德。

　　那么,在这一点上结果会如何呢?我们已经看到这次的五个议题中有涉及中方要求的内容,如在“金融和宏观经济周期管理”议题上中国完全可以提出美元汇率问题,以及中美宏观经济政策错配问题；在“促进相互投资”议题上我们需要解决美国对中国投资者、特别是中国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问题……但最终结果如何,我们还须拭目以待。梅新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