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岁的孙女士是一位准妈妈，怀孕4个多月。最近，为了准生证和孩子将来的户口，她决定在当妈妈之前先当一回原告，打场官司。
2005年7月，孙女士在天津读完硕士后来到北京工作。虽说公司解决不了户口，但孙女士也没有特别在意，“工作本来就不好找，况且我觉得夫妻俩有一个北京户口就行”，丈夫秦先生是北京市集体户口。
2007年4月，北京市公安局人口处推出了9项方便群众办理户籍业务的新举措，其中之一便是针对未成年人随父落户问题的，即对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父亲为北京市集体户口（不包括在校生集体户口和驻京办事处、联络处等集体户口），母亲为外省市户口的，经单位同意并经公安机关按规定审批后，可办理随父报出生或投靠父亲进京入户。
孙女士回忆说，她对这条新闻记忆犹新，因为“就是针对我们这种情况的限制放宽了。”但现在她才发现，高兴得有点早。
秦先生在一家外企工作，户口都放在人力资源代理服务公司。根据北京市的上述规定，要办准生证，让孩子随父进京落户，必须要征得人力资源代理公司的同意，出具加盖公章的随父落户的证明。
没想到，就是这个先决条件，把秦先生拦在了这项便民举措之外。
“我们把街道办事处和派出所都问烦了，得到的答复就一句话，公司同意就能办。”孙女士从去年就张罗着办准生证，但至今毫无进展。
“公司态度很明确，就是不给开随父落户的证明。”秦先生特别无奈，每次去找负责人，还没开口，人家就把他堵回来了，“找我没用，谁都不给开。要想给孩子落户，你只能买房再把户口迁出去。”
从2005年至今，孙女士夫妇一直在北京打游击，“差不多一年换一个地方”。孙女士说，“我们周围的同学都是这样，倒腾着换地方住。”但公司的答复让夫妻俩后悔得牙根痒痒，“早知道这样，当初就是砸锅卖铁也得先把房子买了！”
秦先生夫妇跟很多外地来京工作的年轻人一样，刚毕业时没钱，等稍微有点积蓄了，商品房的价格早已高得离谱，远远超出了他们的承受范围。至于购买经济适用房，秦先生取得北京城镇户籍还不满3年，而且年收入也不符合条件。而他们满心期待的两限房，至今具体要求还没最终确定，但“我们的年收入又比8．8万元稍高一点，估计也不成。”
“如果户口问题解决不了，孩子一出生就成了黑户。”夫妻俩一筹莫展，“买不起房子不是我们的错，自己没房子住也就罢了，为什么孩子要付出这么大的代价？”
另一个案例也值得思考。
2007年6月，张勇夫妇的儿子出生后，由于无法在北京落户，便把北京市昌平区公安分局东小口派出所告上法庭。但昌平区人民法院以“原告的诉讼请求不属于行政审判权限范围”为由驳回起诉，目前该案还在上诉阶段。
2002年7月张勇从鞍山来北京工作，妻子王翠英2000年8月从河北省魏县来北京，两人都没有北京户口。提起户口给他们带来的麻烦，张勇说，“那可多了。”结婚、生小孩、上保险、办各种证件、孩子以后的教育问题……什么事都跨不过户口这道坎儿。
刚来北京那会儿，从事酒店服务的王翠英想找份工作，可80％的招聘单位都明确写着非北京市户口免谈。“有一次去一个五星级酒店应聘，负责招聘的人直接告诉她，她所有的条件都符合招聘标准，但不是北京市户口，再有能力也不能用。”现在王翠英所在的单位同样也有户口要求，“现在的领导比较看重能力，算是破格录用，但这样的领导又有几个呢？”
由于不是北京市户口，结婚时，所有的手续都要回老家办理，“先回她（王翠英）老家办理，再回我老家。孩子的准生证也是带着户口本和结婚证回老家办的。”
办理暂住证时，由于需要本人身份证，但是王翠英的身份证号变了，为了开证明，张勇连续回了老家四五趟。要知道没有证明就不能办暂住证，没有暂住证就意味着工作、房子、驾照都不能办。“像我们有了自己的房子，办起暂住证就比较方便了，但那些租房住的人办手续还是很麻烦。”
“说实话，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儿子的户口问题，这可能关系到他一辈子。”张勇说，这意味着将来一连串的麻烦。今后上幼儿园和义务教育要交赞助费，“想去好一点的幼儿园，外地户口一年的赞助费要5万”；高考还要回鞍山，可两个地方的教材根本不一样。
眼下张勇夫妇马上面临的是孩子的保险问题。上保险的钱是交了，但保单到现在还没有拿到，因为要拿到保单就必须有身份证号，“可孩子的户口到现在还没有登记上，哪来的身份证号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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