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大学
大学培育的是一种变化的文化，甚至是无法控制的文化。是大学改变社会，而不是社会改变大学！这就是大学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来自大洋彼岸的名校哈佛，给出了大学教育的“圣经”（《中国青年报》12月19日）。中国的高等教育迫切需要与国际接轨，哈佛经验当然值得借鉴。但也应看到，哈佛的教育理念，不是大众化阶段中国高等教育的唯一选择。
以哈佛为代表的长青藤大学，的确体现美国且引领全球科技文化发展的最高水平。这些精英大学秉承“小而精”的办学理念，比如排列全球前十位的加州理工学院，办学规模始终保持两千左右学生。哈佛大学注册学生的总量，也只是在两万上下浮动。但是，这些数量仅占美国高校总数百分之三的精英大学，不可能支撑起公共利益取向的高教系统，也难以完全满足社会发展对知识创新及其人才的需求。承担着美国高教普及的是占到六成以上的高等职业学校和社区大学。
欧洲也类似。德国“二战”后的经济奇迹，当归功于数量双倍于研究型大学的应用技术大学。这些高校的产生是大学适应社会发展尤其是普通大众日益增长的教育需求以及职业分化之产物。现代大学已不再囿于洪堡式的“研究高深学问”和韦伯式的“学术作为一种职业”之古典大学传统，并从社会和经济的边缘走向中心，突出其为社会和经济的服务功能。反过来，社会和经济也由此为高校提供必要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支持。
如今，中国高等教育经历了由“精英教育”到“大众化教育”的跨越。我国普通高教在学人数位居世界第一，高教毛入学率达到22％。这就意味着大学教育的精英理念，将随之发生变化。
大众化理论的提出者马丁·特罗认为：“大众和普及高等教育所依赖的质量评价标准，不能沿袭传统的精英高等教育的标准，应持多元的评价标准”。然而，中国高教规模扩张中的趋同性却正在迅猛升级。专科要升本科，本科力争硕士点并强攻博士点；地方院校要在短期内完成“教学型－教学科研型－研究型大学”三级跳；单科院校由多学科直冲综合化。如此大跃进式的发展，其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高、大、全”式的精英大学。各类世界一流大学排行榜更是强化了一个误导性的理念：只有哈佛式的大学才是世界一流的。于是，一个日益多元的世界却在为高等教育设置唯一标准，并因此带来负面影响：
第一，高校定位混乱。争创世界一流使高等教育质量竞争越来越成为科研的拼斗，为了追求卓越，高校刻意追逐课题经费，重研究轻教学，导致学术浮躁，学术造假等现象屡见不鲜。
第二，人才结构失调。2004年，劳动与社会保障部对我国40个主要工业城市进行的调查显示，企业中技师与高级技师占全部工人比重是4％，实际需求却高达14％。近期“国际竞争力报告”指出，我国工程教育为市场提供合格工程师的能力名列世界最后，尽管规模位居世界前列。高端技术人才培养的低水平重复，直接阻碍了中国产业的提升。
第三，学生流失惨重。985、211等精英大学计划，人为地把高校分成三六九等，以至于高考的筛选功能变本加厉。不能跨入名牌学府便被打上失败者的烙印，普通高校本科生就业难已是燃眉之急。学生们纷纷投奔国外高校，中国的普通高校已渐渐成为西方大学的预科。
由是观之，已跨入大众化阶段的中国高等教育，既需要能够改变社会的精英大学，更需要适应社会发展的普通高校。哈佛可以引领北大、清华等中国研究型高校进入全球大学贵族俱乐部，却不是大众化阶段中国高等教育的导航灯。（俞可）
招生守株待兔 哈佛大学等着好学生上门 哈佛大学建于1636年,当时只有一个老师、9个学生，目的是为了培养神父。367年后的今天，哈佛共有1.8万多名学生，10个研究生院，近200亿美元的储备基金。美国先后有7位总统毕业于哈佛，在美国和世界各地各行各业出类拔萃的人物中都有哈佛毕业生。哈佛的壮大是因为它三百年如一日，贯彻严谨的治学精神，履行开放的教学制度，精选学生的来源和采用全方位的募捐方式。
哈佛名气很大，所以它不像美国其他高等学府，在招生季节轰轰烈烈地做广告、开座谈会、发信件，让大家都去申请。也就是说，哈佛基本上是采取“守株待兔”的方法，等着好学生上门。当然，美国并不只有哈佛一家好大学，别的学校会千方百计把品学兼优的学生挖走。世界各地2002年秋季申请到哈佛念本科的学生共有19609人，被哈佛录取的有2066人，录取率达10.6%左右，而最后到哈佛上学的只有1638人，占总申请人数的8.4%左右。428个没有来的，估计是被其他学校用奖学金等手段吸引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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