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抬着嫂子往师医院去，多派一些人，轮流抬，跑步前去，这样稳当，比马拉车在土路上颠快些。”一位战士说。
陈康涟被抬到担架上后，全营最精壮的50条汉子也自动列好了队。两人抬着产妇在前面飞奔，后面的48人紧紧跟着，随时准备在前面的人跑不快时，接替上去。
沙漠炽烈的热浪蒸腾而上，每一个汉子的衣服都湿透了。陈康涟躺在担架上，虽然剧痛难忍，但她怕自己的呻吟让战士们担心，所以紧咬牙关，坚持不叫出声来。
师医院接到营里的电报后，立即派最好的医生和最好的车辆及设备沿着公路前去接应担架队从沙漠中抄近路，直奔南疆公路，140里路大家用了四个半小时就跑完了。到了阳霞后，大家继续向焉耆所在地奔去。沿路的老乡开始只觉得好奇：两个人抬着一个女的，跑 得像风一样快，后面一大队人 又像风一样跟着。当他们得知是为了救一个产妇，他们拿来了馕、瓜果和水。有些小伙子还主动接上去，抬着飞跑一程。最后，跟随的人越来越多，由50人增加到了男女老少一千多人。过了策大雅，终于看见了师医院的军车。手术室就设在“道奇”牌汽车上，人们围着汽车，静静地等待产妇能脱离危险，期待着孩子能顺利降生。
产妇已昏迷不醒。医生检查后，对营长说，幸好送得快，还可以保住大人的命。
“那，孩子呢？”营长都要哭出来了。
医生无可奈何地摇摇头，说：“他已经丢了。”
营长哭了，他哽咽着说：“那就赶紧救大人。”
手术结束后，人们纷纷围过来，问那医生，孩子呢，孩子呢？
医生只得说，孩子没有保住，但大人已经脱离了危险。大家一听，心里非常难过。他们纷纷低垂了脑袋。有的颓然蹲了下去，把头伏在膝盖上，伤心地抽泣起来。
【营长让我去学“喂蚕” 】
这一次生育使部队意识到，应该在基层设妇产医生，因为和平意味着新生的开始。
所以，我一到轮台不久，营里就推荐我去学医。那天，营长找到我说，营里准备推荐你去师部学习。我听后，很高兴，连忙问：“学什么呀？”
“喂蚕，好好学习，将来给蚕子看病。”
可戈壁滩上连一棵桑树都没有，喂什么蚕呢？到了师部医院，我知道了事情的真相，“喂蚕”就是接生。一想起营长把接生说成“喂蚕”，我就忍不住笑了。
之所以把接生叫做“喂蚕”，是因为当时去部队的湖南女兵都还是姑娘，让姑娘去学接生，一般人都不愿意去。营长怕我也不愿意去，在我问他时，他一急就这么说了。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把这二者联系起来的。但这个说法就在南疆一些地方很快传开了，直到现在，还有人说，你快去帮我喂一下蚕，这就表示要你去接生。
学了几个月后，我回到了荒原上。人们热烈地欢迎我，虽然我还算不上是一个医生，但大家已尊称我为医生了。他们说，有了汪医生，再不会有那令人伤心的事情发生了。
大家挖了一间地窝子，正式命名它为“戈壁休养所”———当时基层部队还不叫卫生所，都叫休养所，我是所长兼医生和护士。不久，我就接生了第一个孩子，产妇是一位女遣犯。
【荒原上第一声孩子的啼哭】
她曾经参加共产党，但没过多久，又加入了国民党，后供职于情报部门。其丈夫是国民党的少将副师长，在与解放军作战中负伤。不久，丈夫被镇压，她被押解进新疆。上路之时，她已有了孩子。她曾从车上往下跳，到了新疆后，又拼命干体力活，甚至用力捶打自己的肚皮，想让孩子流产，但都没有成功。
对于为她接生，有个别人心里觉得憋气，我们革命者的后代还没有生，反革命的后代倒生下来了。其他人则认为，不管怎样，他(或她)都是荒原诞生的新生命，应一视同仁。
沙丘在明月中泛着柔和的金色之光，让人心醉。月光下的男人看上去像一幅黑白木刻版画。他们有的站着，有的坐着，烟叶不时地被点燃，吐出的烟雾飘散在月光里。有一位士兵一直在用竹笛吹奏东北民歌《摇篮曲》。
可能是由于产妇营养太差的原因，她不时昏迷过去。汗水湿透了她的衣服。一直折腾到大半夜，才听见了孩子那激动人心的啼哭声———这可是这片荒原上第一声孩子的啼哭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