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欣和她的“同一首歌”一年策划演出四五十场，如果以每场演出500万元计，40场就是两个亿。如果以每场演出100万元利润计，40场就是4000万元。如果是一个企业，这个品牌，通过这样的努力所创造的这样的效益，令人惊叹。孟欣和她的“同一首歌”由此就不需要名片。孟欣有一张独特的海报，海报上她轻盈地把一幅印有“同一首歌走进××”的照片握在胸前，这是她和“同一首歌”最富招牌性的合影。除此之外，她不需再做什么品牌推广:她的名字与她的笑脸本身就是一切。“同一首歌”每进入一个城市，承办方就会用电脑将那张照片上的“××”修改成要进入的城市的名称，再将图片印上街头巷尾的海报、地方报纸的广告版甚至演出门票上，孟欣的笑脸于是就和“同一首歌”的快乐模式一起，迅速在这些城市里被复制和传播。 可以说“同一首歌”是一座特殊的桥梁:将各类大牌歌星们送到需要他们带去娱乐与欢乐的各个角落，让那些偏远角落里渴望与明星们同在现场的人们充分享受狂欢的欢乐，使观众、听众与明星们手拉手融合一体地怀旧，流下兴奋的热泪。最起码在那一瞬间，弥合了彼此之间巨大的差异。这是一座表面看大家都收益的桥梁:对听众而言，获得了“我在场”的愉悦，得到了与明星在一起的满足;对歌星而言，获得了对他或她身份认同的出场费，并可以不断巩固这样的身价。尽管偏远地区几百元的门票价不菲，歌星们一次出场就能收获数万甚至10万、20万元的收益与贫困地区人们现实的生活景况构成了巨大的反差，但当一切被遮蔽在表面的喜兴之中时，被狂欢时尚洗涤的观众多数还认为彼此都值这个价。孟欣与她的“同一首歌”于是既扮演了传播文化和娱乐的亲善大使，又满足了不同的需求。当然，这需求更重要一方不是因为这些听众与歌者，而是因为企业与地方政府的官员们。 “同一首歌”更重要的意义，是已经成为了大家都愿意建设的和谐社会里代表和谐与祥和的形象工程。企业出钱、地方政府搭台，一方面在“与民同乐”中凝聚一地政府、企业、民众间的向心力，使大家在歌舞升平中其乐融融;另一方面又推介了地方改革开放的资源与实力，为招商引资和旅游资源开发起到宣传推广的作用。在9月6日“同一首歌走进宝鸡”的演唱会中，出资700万元中的600万元就分别来自6家本地企业——西凤酒、阜丰公司、机床厂、宝鸡高新区管委会、宝钛集团和陕西东岭集团，哪个企业不愿为地方兴盛出力？哪个企业又不愿与地方政府共同打造和谐的形象？在这个意义上，“同一首歌”的桥梁当然起着更根本的作用——因这样的供需关系，它才成为供不应求，价码抬得再高，出钱的企业与搭台的地方政府都还觉得物有所值——如果在央视做广告，两三小时又需要多少钱呢？再说，广告的商业效益远没有这样的形象意义来得实际。 这样，似乎一切都皆大欢喜。在这场关系复杂的角逐里，充满了博弈，但似乎所有参与者都是赢家。 问题是，这不是真正透明的市场化的供需关系。“同一首歌”的品牌来自央视，孟欣使用的是央视的传播资源;而企业为地方政府出钱，地方政府要表现政府形象;一个本来是公益的活动变成了特殊的商业演出。在这样不透明的前提下，“同一首歌”就以这种特殊身份成为演出市场的相对垄断，在一场又一场演出中获得令人惊叹的利润。
“同一首歌”如何走进宝鸡
9月6日，“‘同根同祖’同一首歌走进宝鸡”演唱会为陕西宝鸡带来一场盛宴，参与的每一方都各得其所。宝鸡一年一度的“全球华人省亲祭祖大会”终于有了一个拿得上台面的开场;宝鸡将得到在央视一套和三套露脸的机会。“同根同祖同一首歌”是这次演唱会的主题。据说正是因为这个合适而恰当的主题，宝鸡和“同一首歌”之间才有了合作契机。一名“同一首歌”栏目的合作者说，每年递交栏目组的申请有60%以上被拒绝了。“同一首歌”是“美女”，谁都想把它娶回家。宝鸡是幸运儿，在“穷汉”中脱颖而出。宝鸡今年很大一部分时间都在准备这场隆重的迎娶，当然，它也为此置办了厚重的“聘礼”:接近700万元的税后收入，在演出前已经打到当地一家演出中介机构的账上，再由后者汇给“同一首歌”栏目在央视国际总公司的账户。事实上，在过去三年里，宝鸡都在竭力接近这位高高在上的“美女”。一开始，政府考虑本地企业的赞助和财政可以掏出的一部分，把所能承受的最大开支定在500万到550万。到后来，他们已经不计代价了。但他们发现，即便你铁了心想送出一笔钱，都不是那么容易。
“骗子爱我，我怕骗子”
是的，所有人都笑了。9月6日晚上“同一首歌”在陕西省宝鸡市的演唱会让宝鸡度过了一个疯狂的夜晚，就和所有人过去6年里在电视中看到的“同一首歌”的每一场演出一样。电视转播画面上充斥着举着荧光棒的观众一张张喜气洋洋的笑脸。也发生了一些不太令人愉快的事情。据说，演出都已经结束了，一名宝鸡官员还接到一些不友善的电话，劈头盖脸地问，“你看，我这儿怎么办？”打电话的人认为，宝鸡承办“同一首歌”的成功里也有他的一份功劳，因此他应该获得相应的一份收益。对方甚至还详细列举出了在整个宝鸡和“同一首歌”栏目组相关方面的谈判过程中“哪个阶段他都做了什么样的工作，起了什么样的作用”。从8月底，宝鸡市政府委托当地一家演出经纪公司“陕西力都经典文化艺术演出有限公司”跟“同一首歌”签约那一天起，这样“论功索酬”的电话就没有停止过。知情人说，这些打给官员的电话里还不乏恐吓和威胁。宝鸡市负责跟“同一首歌”联络合作事宜的两名官员和力都公司总经理丁力是筹办晚会小组的成员。他们今年3月到北京的第一天就遇上了这些人。如果说9月6日的夜晚注定是一场人人满意的“欢乐盛宴”，但通往欢乐的道路多少有些曲折和令人不快。知情人说，“筹办小组”的人到了北京，才发现自己完全是门外汉，他们见不到“同一首歌”任何一个核心人士，他们连“同一首歌”的大门都没进去过。 他们探听到当时“同一首歌”在北京二十一世纪剧院有一场演出，在演出的间隙通过熟人找到了“同一首歌”一名内部成员，但这次讨论没有任何实质性进展。他们接着给栏目组打了无数次电话，但接电话的都是“手下办事的”。他们被反复告知，“孟导不在”。见不着这位“同一首歌”的一把手，就意味着“没人定事”，“所有努力都是白搭”。 紧跟而来就是“骗子”。一名官员后来很气愤地这样称呼把他们团团围住的各种各样的演出中介机构。没有人知道宝鸡要办“同一首歌”的消息和筹办小组官员们的手机号码是通过什么渠道被泄露出去的。反正，四家以上的“中介”找上门来，都声称，他们在“同一首歌”里面有人，可以保证办成这件事。风声也许在更早时候就被透露出去了。知情人说，宝鸡在2004年就有过请“同一首歌”到宝鸡的想法，因为西北五省当时已经有银川、兰州、陕西延安都办了“同一首歌”，急于在竞争激烈的二线城市里突围的宝鸡当然不甘人后。“在2005年春节以前的政府常务会议上，宝鸡就正式落实了要请‘同一首歌’的计划。” “2005年宝鸡政府开始策划‘省亲祭祖大会’。与政府合作的深圳‘文丰专家工作室’提出了一个方案，把宝鸡策划为‘全球华人老家’，大家都觉得这个提法不错。后来，‘文丰工作室’提出既然这个点子是他们想出来的，请‘同一首歌’的事也由他们来做，他们说自己有关系，一定能请来，而且一定可以把整个活动做得非常火。”事情最终没有办成，还让宝鸡市有点措手不及。“5月份那边说没问题，6月份说没问题，7月份告诉市里说‘不行了’，‘请不来’。”10月初召开省亲祭祖大会的邀请已经都发出去了，宝鸡只有用3个月的时间，由宝鸡文化局和广电局牵头自己赶排了一台晚会，请了4位名气不大的明星，整个晚会耗资100万元。 消息已经传出去了。到筹办小组第一次到北京，“那些‘中介公司’几乎就站在那儿等着”。“我们的人到哪儿，他们就追到哪儿。” 知情人说，这些找上门来的人各式各样，一开口八九百万的有;还有一类是，你一说价钱高了，他就往低说，低到二三百万的也有。但这些人的共同之处，都要先让你交一笔数目不小的保证金，然后再办事。“筹办小组是替政府办事。要交现金，无论多少肯定都是不行的。”他说，“筹办小组的官员们跟那些人说，‘光说没用。你能把我领到“同一首歌”见了孟欣就行，我们就给钱，领不到，怎么都不成’。” 与“骗子们”的周旋成了宝鸡几名“申办‘同一首歌’”特派员在北京的主要内容。他们在距离央视不远的一家宾馆住了十几天后无功而返。走之前，他们按照“同一首歌”所要求的程序将一份申请材料留给了栏目组。知情人，筹办小组的负责人回到宝鸡给领导汇报时很感慨地总结了两句话，“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骗子爱我，我怕骗子”。 8月底，宝鸡和“同一首歌”正式签完约，“骗子们”就又冒出来了。
“少了孟欣不行”
联系孟欣是件很困难的事情，我们跟她几次约定的采访又中途延宕。她的助手说:“有一天给领导打电话，如果领导碰巧接了，那你基本上就可以去买彩票了。”更真实的原因恐怕是，八九月份是演出市场的旺季。用北京巨龙文化公司总经理刘忠奎的话说，对演出商而言，9月是“金9月”。9月份“同一首歌”的档期在3个月甚至半年前就已经敲定，“同一首歌”也曾经因为这个原因拒绝过宝鸡。 9月2日完成和江阴的合作，6日就是陕西宝鸡的演出。做完宝鸡，孟欣还要赶下一个场。“她要事先到下一处去察看演出场地。”她的助手说，“她不去，地方领导不放心。” 丁力几次称赞孟欣的才华和强势，他说:“有些人一眼看上去就是干大事的。”丁力说，8月21日，在和“同一首歌”沟通的前期工作基本谈妥后，宝鸡和“同一首歌”方面进行了更高规格的碰面。经过6个月努力后，他才第一次见到了孟欣。 “很多原先谈不下来的地方，见了孟欣就解决了。”丁力说，因为宝鸡的“同一首歌”是作为“省亲祭祖大会”的开幕式，宝鸡市领导想在演唱会正式开始前加一个10到15分钟的开场，由宝鸡市委领导和几个参加会议的全球华人代表致辞，但是在“同一首歌”开办6年来的演出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种形式，之前跟他们谈的人一直表示“恐怕有难度”，“要请示领导”，“结果，孟欣只大概听了一下，马上表示，‘这个没问题，我们全力配合’”。 9月6日的演唱会也是如此。很多事情等着孟欣来定，而孟欣直到9月6日的下午才到现场。一名官员说:“孟欣来之前，很多东西都没定下来。比如，演唱会中间上去讲话的嘉宾，有谁，没谁，第几个讲，安排在哪个节目后面。甚至演出歌星到那时候还没有最后敲定，现场也很乱。我们手里都捏了把汗，政府为此投入那么大，生怕最后哪点顾及不到，出什么纰漏。” 孟欣到了之后，忙乱的现场很快有条不紊起来。“孟欣一只手拿着演说辞撰稿，然后告诉4个导演怎么做怎么做。”这名官员说，“我们都很佩服。‘同一首歌’团队这么仓促，但是事情做得很好。” 的确，目前恐怕仍没有哪个团队有“同一首歌”如此丰富的经验，从2000年到现在，“同一首歌”办了上百场类似这样的演唱会了，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它的掌舵者孟欣。一名圈内人士说，对孟欣而言，2000年是个意外。她落选央视春节联欢晚会的总导演，但她收获了一个更大的舞台。和前者比，“同一首歌”看上去要有更大的自主权和更广阔的市场，在那些很少能和国内一线明星直接面对面的二线城市，“同一首歌”给它们带来的震动和欢乐可能还要更甚于前者。“同一首歌”更像是流动的“春晚”，它让地方城市以倾城之力来过这个“节”，它让原本默默无名的二线城市获得注意力，沉浸在“一夜成名”的美妙想象里。孟欣的助手说，“孟导也更乐意让人看到这一点——就是‘同一首歌’所蕴含的社会能量”。到2002年孟欣已经把“同一首歌”办得很出色了。它是央视上升最快的品牌之一。2002年的拍卖足以显示了这个品牌的影响力和含金量。“同一首歌”在那一年以2020万元和4540万元的价格卖出了独家特约广告时段和全部广告资源独家代理权。那场别具一格的拍卖会办得更像“同一首歌”主题的大卖场和家族大联欢，很多在“同一首歌”的每次演出频频出场的歌星悉数登场为“同一首歌”叫卖。孟欣的助手说，在“同一首歌”一年的几十场演唱会中，“走进高校是一类，大约有4到5场;赞助性的，4到5场;纯企业合作的，4到5场;和大型活动筹委会合办的，2到3场，海外演出，2到3场”，剩下最多的类型是“走进地方”。 1999年拿到“全国优秀旅游城市”牌子的宝鸡从2000年开始一直为它的城市定位而苦恼。西安和延安的旅游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抢尽了他们的风头;宝鸡想突出“炎帝诞生地”的声名，但全国还有湖南株洲、湖北随州和山西、河南的两个城市都在打这个主意。宝鸡急于策划一场声势夺人的活动和办一场热闹非凡的演唱会把宝鸡的品牌打出去。2004年，“全国森林旅游博览会”在宝鸡举行。宝鸡市政府第一次有人提出请“同一首歌”的建议被当时主管工作的副市长否决了。知情人说，这位副市长更喜欢“东方歌舞团”这类传统的表演项目，当然更重要的原因，“他觉得‘同一首歌’要价太高，也不好谈”。
绕圈圈
很可能2004年“全国森林旅游博览会”的失利使2005年宝鸡的注意力再度放到“同一首歌”身上。“森博会”演唱会由北京的一名演出商承办，这台耗资300万元的晚会不仅经营惨淡，效果和反响也让人失望。宝鸡市由此意识到，“同一首歌”最有价值的“资产”也许不是孟欣不是它的品牌，也不是它的明星，而是央视。和它合作，能在央视一套获得一次播出机会，在三套还有三次轮播的机会。知情人说，大家认为，和在央视任何时段同等时间的广告费相比，这笔投入只要不是大到离谱都不算吃亏。更何况，地方政府毕竟不是企业，没有比一台演唱会这种形式更理想更合乎规则的广告载体。一旦步入实施，宝鸡才发现，尽管是自己出钱，但主动权完全不在自己手里。比那位副市长想象的还要“不好谈”。跑到北京的筹办小组3月份就一直在绕圈圈，始终无法切入正题。同时，3月份还有另一个消息让宝鸡的官员很担心。“当时正是‘两会’期间。”知情人说，“宝鸡的官员得到了一个消息，说‘孟欣在“两会”上表示，“同一首歌”将停止商业演出，以公益性演出的形式出现’。”知情人说:“官员们于是一直担心，这台晚会可能做不了了。现在已经这么困难，如果不收钱，‘同一首歌’凭什么来宝鸡？另一方面，孟欣这样表态，演员不收费了，那明星的档次肯定下去了。政府已经准备作出一个大投入，如果‘同一首歌’要压缩成本，那政府期望的效果也肯定没了。” 今年5月，筹办小组回到宝鸡接近两个月后，“同一首歌”发来宝鸡的“回函”取消了他们的疑虑。知情人说，回函上这么写:“宝鸡人民政府，你们的邀请我们已经收到，你们的主题很好，符合同一首歌公益化、国际化、市场化改革的要求。”“得到这个同意合作的答复后，我们后来私下理解‘同一首歌’所说的‘公益化’，不是不收费，可能是在演唱会上尽量突出公益化主题。”双方合作还面临着一个现实的难题要绕过:去年9月1日以后，《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明确不允许政府部门主办演出活动。宝鸡必须要找到一个演出经纪公司，作为名义上的承办方，负责演出批文报批手续、演员审批手续的办理，最主要的是，最后和“同一首歌”签约——这让一切看上去按规章进行。对宝鸡而言，这也并不容易，宝鸡本地没有大的演出商。知情人说:“一开始有人建议到西安找陕西演出公司，但市里领导没有同意，大家都认为，演唱会费用肯定不会是个小数，没必要增加额外开支，外市的经纪公司只要一出面，中介费至少10万元。”“还有一个关键问题是，外面的人信用没法保证。因为政策规定，政府不能是晚会的出资方。‘同一首歌’的报酬最后是要先打到这个经纪公司的账户上，再由他们转至‘同一首歌’。这么大的金额，如果不是可靠的公司，卷款跑了怎么办？” 政府最后选择了宝鸡唯的一家注册过的经纪公司“陕西力都经典文化艺术演出有限公司”，他的老板是丁力，原来宝鸡的一个音响器材商。
“终于见真神了”
5月份宝鸡市政府收到“同一首歌”态度或明或暗的回函时，政府班子正在换届。知情人说，这么大的一桩投资，领导定不下来，事情肯定也定不下来。 今年7月，宝鸡新的政府班子上任，着手落实的第一件事就是继续邀请“同一首歌”。丁力说，宝鸡方面当时最圆满的计划是，8月29日能顺利举行“同一首歌走进宝鸡”演唱会，这样，历时3天的“省亲祭祖大会”将在8月30日进行祭祖大典，正是阴历七月初七，七夕，赶个好日子。事与愿违，知情人说，市里当时让人直接给“同一首歌”打电话，解释说，“因为新领导刚确定下来，邀请之事耽搁了一下，但我们决心不变，一心要在宝鸡办成‘同一首歌’”。“同一首歌”的人回复是，“不可能了，8、9月份我们已经排满了”。 宝鸡于是让筹办小组的几名官员和丁力二次进京。据说，这让其中一名官员很为难，他表示，“人家已经明确拒绝了没必要再去讨这个没趣吧”。但领导说，“一定要去”，“确实不行，再回来”。“那些在3月份主动搭上的中介人，在中间几个月的时间，从来没有停止过跟宝鸡官员的接触。”知情人说，宝鸡方面时间紧，等不了，一心要想跟孟欣直接联络上。 宝鸡官员不信任这些找上门来的中间人同时又要随时提防他们。知情人说，让筹办小组感到奇怪的是，这始终紧盯着的三四家中介人不仅相互知道对方，还相互知道各自的开价以及跟宝鸡方面谈判的进展。“因此筹办小组的人尽管在寻找其他办法，但却要表面上跟这些中间人保持着关系，每一个人都要跟他谈着。他们担心，跟哪一家闹翻了，他们很可能会把整个局都搅了。” 丁力想到了另外一些关系。他在2004年“全国森林旅游博览会”的时候承包了整个演唱会的舞台舞美灯光音响设备的租借，认识了负责音响调试一个调音师，两人关系不错，而这个调音师还是“同一首歌”栏目组的调音师。但这个关系无济于事，根本没有派上用场。 看上去没有人可以施以援手。知情人说，宝鸡市最后又找到了更上层的领导，通过这位领导直接跟孟欣联系上了。 “但这个阶段，依然是一些中间人在从中跑动，负责协商价格。宝鸡去的官员最后被弄得一头雾水，他们甚至分不清到底哪些是栏目组人哪些是外边的人。经常突然出现一两个人，但后来就不见了。到最后一阶段，在此前跟筹办小组联络最多的一个人又被换掉了。”知情人说:“最后有一个人告诉宝鸡‘同一首歌’明确的报价:700万元。这超出了宝鸡市‘不超过550万元’的预算。在北京的官员跟宝鸡方面领导汇报后，得到肯定的回应，‘已经到这一步了，不在乎多150万元’。” “一般演出的成本基本上包括三个部分:演员，舞美，灯光。但‘同一首歌’的成本里还包含了很重要的一块是播出费用。”丁力说，最后支付给“同一首歌”的接近700万元演出报酬里，演员费用200多万元，播出费用160万到170万元，其他还有一部分制作费。这和孟欣在今年接受某媒体采访时对“同一首歌”所得报酬构成的分析大不相同，她曾说:“其实我们80%的费用都是演员的出场费，10%是制作费，10%用在录像、吃住上。”事实上，“吃住”当然全由地方政府买单。筹办小组被通知7月25日可以坐下来跟“同一首歌”的一名制片主任谈论实质性合作了，丁力感叹说:“终于见真神了。”
“700万，宝鸡连版权都没有”
7月25日，宝鸡又被转了一道手。 知情人说:“筹办小组的成员们在这一天终于把宝鸡方面对演唱会的一些要求递交给‘同一首歌’，主要包括对出演明星的要求。宝鸡给了‘同一首歌’三个等次的歌星名单，第一等次列了9个人，第二等次列了20个人，第三等次列了一些，他们要求‘同一首歌’最后的演员名单是至少保证他们列出的第一等次有2到3人，第二等次有8到10人。”而似乎“同一首歌”方面觉得事情还没有进入到这一层面，有关负责人对宝鸡的官员们说:“这些协议的具体细节，你们7月27日跟北京世纪伙伴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老总再谈，我们已经把具体制作委托给这家制作公司。” “同一首歌”像一个杂技演员，它把几个球同时抛到空中，在最稳妥和最没有风险的时刻接住它们。 这倒符合“同一首歌”公司化转型后的自我定位。孟欣的助手曾对记者说:“公司化之前，‘同一首歌’是台里录节目，所有权属于中央台;公司化之后，这个节目是主办方的节目，主办方对这台晚会有很大的权利和义务。”这样，政策风险由政府背，纠纷风险由制作公司背，“同一首歌”永远不是主办方，就永不犯错。这种强势直接体现在了8月底宝鸡和“同一首歌”的正式合同上。知情人说:“在最终的合同上，‘同一首歌’就只承担导演和播出的责任了。所有收入由政府委托的公司打给国际总公司账户，钱再由这个账户打给演员和‘同一首歌’委托的公司。在宝鸡的事情全部由制作公司来做，一旦发生任何官司，‘同一首歌’栏目组没有任何问题。” “公司化”也替“同一首歌”解释了它备受诟病的“商业化问题”。孟欣的助手说:“正因为主办方的权利和义务，没有人规定他们不能运营这台晚会，不能卖票。”孟欣接受某媒体采访时也曾就“同一首歌”出现的高票价问题解释说:“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就开始卖票的，一开始我们都是做比较有意义的主题，有一些演出商可能就觉得可以做，就稀里糊涂开始卖票了，他一卖票就是商演了，我们就控制不住了。” 财政紧张的地方政府为一台晚会付出巨大的投入，当然希望可以尽可能收回部分成本。“‘同一首歌’在宝鸡期间的确始终没有明确说过，‘你可以卖票’。”知情人说，“但宝鸡政府把票印出来，‘同一首歌’的负责人也要了200张票过去，对此并没有任何异议。他们布置会场很紧迫，需要宝鸡一些部门的员工加班配合，他们要这些票是做公关用的。” 当面对另一个问题时，孟欣会更愿意强调“同一首歌”只是“栏目”的一面。知情人说:“签约前后，宝鸡方面和‘同一首歌’商量，认为宝鸡这边花了这么多钱，这台演唱会的版权能不能属于宝鸡。‘同一首歌’的回应是‘同一首歌’是央视的一个栏目，版权是肯定不能归你们的。”“尽管宝鸡官员最后对演唱会的效果都很满意，但苦在心里，出钱的，最后什么事都做不了主。” 8月30日，“同一首歌”方面的第一批人到宝鸡，也列出一个单子，上面包括“住宿安排，场地设施”等一系列要求。知情人说，“同一首歌”有不同于其他演唱会的很多要求，比如，它要每个人都拿荧光棒用于营造气氛;要针对演唱会上的歌星每人制作20张大幅宣传牌;要单独编排歌迷区，要有“歌迷牌”。这些和演唱会相配套的费用全部要由地方承担。一名电力公司员工接受采访时说:“9月2日，‘同一首歌’布置舞台，发现宝鸡体育场的配电箱不能和他们带的音响专用配电箱对接，要求增设8台配电箱。我们当天从设备厂订购了8台，连夜把设备运抵现场。‘同一首歌’要求9月3日晚上确保他们能调试音响，电力公司出了30名电工，冒着大雨连续干了10个小时，把活干完了。”“为了确保这台晚会的供电，按照‘同一首歌’方面的演出要求，对体育场低压设备进行改造，电力公司花了10万块钱专门新建铺设了两条140米的低压电缆。” “同一首歌”的一支拍摄队9月6日下午到宝鸡，在现场工作的时候，一名在场的官员跟他们说，“我们这次办了，以后是不会再办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