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钱钟书的“忧世”与“悲悯” w{k)XY40sW
阎浩岗 5Zw1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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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围城》，我们感到是一个居高临下审视并讽刺挖苦芸芸众生的哲人在给我们讲故事、发议论。全书充满俏皮话，从叙述语调看，作者的心态似乎相当从容平和，甚至多少有点玩世不恭。但看初版作者自序，钱钟书在写《围城》的两年里的基本心态其实是“忧世伤生”。杨绛则说那时他“有一种惶急的情绪”。 若依此再细读作品，我们确可发现作者某些不平和、不轻松的心理。晨光文艺丛书介绍辞的评论是：“零星片段充满了机智和幽默，而整篇小说的气氛却是悲凉而又愤郁，” 我认为，主人公方鸿渐是一个被作者同情的人物。虽然他决不等于作者本人，但与当时的作者确有诸多相似之处：兴趣广泛，读书不拘一格，知识面宽；都是无锡人，留学与回国执教的经历也较类似；口才好，谈吐风趣幽默，喜臧否人物，甚至为揭破假面而开罪于人……。不同处正如作者本人所说，方处处被动而钱则进取自强，钱的学问更渊博扎实，没有买假文凭的憾事，婚恋也较顺利幸福。可以说，方鸿渐是钱钟书将自我平庸化后塑造出来的一个形象。他本性善良正直，有学问，是个“不讨厌”的好人。但他处处碰壁、步步退缩，每况愈下，如赵辛楣所说，“全无用处”。按作品所示，导致方鸿渐悲剧命运的，除他本人的怯懦苟且敷衍的性格外，更主要是恶劣的社会环境、社会风尚。在国外留学，他所学并不逊于苏文纨；在三闾大学，他英文超乎刘东方，口才高过韩学愈，教学效果优于孙柔嘉，品格远胜李梅亭、汪处厚、陆子潇、顾尔谦之流，但最后被排挤走的却恰恰是他。他被降格为副教授，正因为他没有象韩学愈那样厚着脸皮拿出“克莱登大学”的假文凭蒙人。赵辛楣也是正直的人，他之所以在社会上比方鸿渐更亨通，就在于他多了些世故油滑。《围城》让人感到，社会似乎不欢迎正直真诚的人。这就是钱钟书的“忧世伤生”。 7H>@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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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钟书的“忧世伤生”不同于鲁迅的“忧国忧民”——“世”广及整个世界，不限于具体国家；“生”包括全体人类，不是特指“国民”。钱钟书的创作宗旨，并非奢望借小说改造社会，而是把它当作“写在人生边上”的批注，即依据个人的经历与体验写出自己对各种人生现象的看法与感受，正如叶绍钧谈自己创作时所说， “对于不满意不顺眼的现象” 就要“‘讽’它一下”。 《围城》虽然写的是“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但作者是把他们作为整个人类的象征来写的，他要揭示的是人类作为“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也就是说，作者是要借这部作品揭示人性的某些方面。 -)vEWn$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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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钟书小说不象叶绍钧、茅盾作品那样隐蔽起作者观点而只作看似不动声色的描写，作者的议论分量极重，几与情节比肩。但它又不象巴金作品那样情感外露，也没有老舍或丁玲、萧红对人物那么强烈的悲悯。巴金、老舍、丁玲和萧红对自己笔下的正面人物表现出明显的同情悲悯。巴金与人物一起流泪，对基本否定的人物有时也表现出某种悲悯情怀（比如对临终的高老太爷和《憩园》中的杨梦痴）；老舍对他的小市民和小知识分子即使讽刺也是温和的嘲讽；丁玲左转之前的早期小说以及后来的《在医院中》、《我在霞村的时候》则毫不掩饰对女主人公的同情悲悯；萧红虽说自己不配悲悯笔下的人物，但正是因为对人物的尊重——她甚至说人物高于自己！相比之下，钱钟书是完全站在远远高于人物的观察点上审视众生，他对除唐晓芙之外的几乎所有人物都进行了讽刺挖苦，连轮船上孙太太孩子的长相、旅社老板娘哺乳的姿态都不放过。 n4lu tn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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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人物的这种态度，是由于作者远远高于普通人知识水平与人生境界，以及由个人秉性导致的与社会特别是下层社会普通人的相对远离。钱钟书一辈子钟情于书，以从书中穷究真理为乐，他留学国外、抗战期间又曾辗转于上海于内地之间，一生经历也比较丰富，对世态人情又能以智者眼光见微知著；但他生活中基本不愿与凡人来往，即使同为著名学者，他瞧得起的也很少。孔庆茂《钱钟书传》记载： 0j(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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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堂弟曾说过，钱钟书少年时就狂得惊人，从小就不愿说赞扬别人的话，倒批评、挖苦、调侃过不少人，说话既刻薄，又俏皮，这脾气一直未改，这些被他批评的人中有的是他的同学友人，有的还是他的师长、前辈，像朱自清、周作人、冯友兰、赵万里、吴宓，甚至包括他的父亲钱基博在内。 <)*2LB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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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怎么自高自大，他更不会自吹自擂。笔者一直有一个不解的疑惑：钱钟书毕竟是人不是神，据许多当事人回忆，他早年也有在别人面前炫耀自己超凡记忆力的做法。我们有理由推测，《围城》中所讽刺的人类普遍的虚荣心，他不会从小就一点也没有过。但进入晚年，当他被当作出土文物般“突然发现”时，又是那么坚决、固执甚至有些不近情理地拒绝采访和宣传自己。这应当这样理解呢？我觉得，作为一个位于所处时代最前沿的智者，他自信却不自满，因为他所参照的是超越时代、超越普通人的一种带有某种学术乌托邦性质的更高标准。在这个标准面前，包括他自己在内，没有人值得自满、值得夸耀。 O iDh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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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钱钟书的创作就与“五四”以来的平民文学以及文学大众化运动趋势大相径庭。与《围城》同时面世的巴金的《寒夜》自不必说，即使是抗战期间另一位非主流作家张爱玲，对于自己笔下的人物也表现出某种同情的理解；叶绍钧、萧红对其笔下动物式生活的人们固然有批判，但更多的是悲悯。如前所述，钱钟书对方鸿渐、赵辛楣还是基本同情的，他对其他人物也不会全无悲悯，但我认为，钱钟书的悲悯，是上帝对自己创造的芸芸众生的悲悯，是感到人类既可怜又可笑的一种具有形而上色彩的悲悯。不论读者、论者怎样评价，却不能不承认：这正是钱钟书的创作个性，是《围城》的思想艺术特色之一。
